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後落幕，此次會議不但是習近平上台後最重要的大戲，清楚勾勒了未來九年執政的輪廓，還被譽為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經濟改革會議，意義重大。 本次會議之所以成為觀察指標乃基於兩個背景：一、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工作重心轉移至現代化建設以來，三中全會便一躍成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代名詞；二、十年一次的世代權力轉移，又使得偶數的三中全會成為新領導人宣示代表性政策的場所。 除上兩項加持外，本次會議還有第三層意義，在歷經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過去以成長為主的發展模式，已將到了必須調整的臨界點。 由於當前大陸的各項發展似乎都面臨瓶頸，各方面要求進一步改革的呼聲不斷，對本三中全會的期望也非常之高，希望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所突破。習李體察時局呼應訴求，適時的提出改革方案。一如預期，會中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列舉五大改革方向，但以經濟為主，其中又以整理政府和市場關係為核心任務。這是因為轉型之所以困難，各級政府掌握的資源多，對市場進行過多的干預，不論是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幾乎都遭壟斷，這當然關乎政治改革，涉及政府職能轉變，也涉及深化市場機制的問題。 但必須了解，三中全會的決定只是剛領性與原則性的文件，未來必須推出改革的具體項目與內容，事實上，自十八大以來，在經濟領域裡習李已經端出若干改革措施，包括行政方面的簡政放權以及金融、財政、土地、資源價格等，未來是否成功關鍵在於決心與魄力。在過去改革開放的三十五年間，一九九三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成為里程碑，不但因為首度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而且因為交付執行改革任務的，是具有大魄力的副總理朱鎔基，他自翌年起陸續推出財政、匯率、國企、投資、外貿等一系列改革，成效斐然。但胡溫上台後的十六屆三中會出台文件固然不賴，但執行力不及，被視為市場經濟的倒退，累積了民眾對十七大全面變革的期盼，惜胡溫力未能及。 或許有鑑於此，習李特別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改革，功能類似八十年代成立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提升層級以增加改革的力道、進而表明決心固然是好事，但改革的推手在國務院，問題不在決策而在執行與協調，一個以決策為導向的新型態黨內高層領導機構是否能擔此大任，令人期待。 另外，反腐和經濟改革已經成為習李執政的兩大商標，各方面對反腐期望甚殷，全會決議文件對這方面的著墨卻不多。十八大以來已有十一個省部級高官因貪腐下台，中共中央的決心不謂不強，中央政治局也在八月通過「防腐五年規劃」，但迄今內容未明，擔負反腐重責的紀律檢查制度雖在二○○四年做了重大調整，將各級紀檢由同級地方黨委及上級紀檢雙重領導改為「統一管理、直接領導」，以解決紀檢難以監督黨委的困擾，但革新未竟全功，「同體監督」之譏揮之不去，未來如何改革，也是習李不可迴避的功課。 % s3 K6 \0 y4 P6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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