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通過提案，要求國安局對民眾丟鞋事件加強維安並移送法辦；國安局長蔡得勝也說，丟鞋是暴力行為，應該制止。丟鞋本來只是個「文明問題」，但這麼認真起來，就變成了「國安問題」。 各地警方為防嗆馬群眾丟鞋而四處架設攔鞋網，事實上，連馬總統也不以為然，要求撤除。然而，萬一他被鞋砸中，或出現任何閃失，現場維安人員勢必要承擔失職之責，受到懲處。因此，警方和維安特勤人員只能戒慎恐懼，繃緊神經以對。 嗆馬的人宣稱丟鞋是他們的「權利」，是公民不服從的展現；但說穿了，一群人每天處心積慮以丟鞋為樂，只能說社會文明受到政治仇恨操弄，還有多少公民精神可言？ 同樣的，法國導演盧貝松在台北拍片連日遭狗仔跟拍騷擾，乃至發生肢體衝突，亦反映了類似情境。狗仔隊打著媒體旗號美其名為新聞採訪，做的其實是騷擾他人、偷窺隱私的事，甚至跟監拍打女影星的車窗，造成對方驚嚇；這些，豈是正當媒體記者的正當採訪行徑？又與公眾知的權益有何關係？ 狗仔的粗鄙無文與貪功自利，其實正是近十幾年台灣媒體文化倒退的表徵。他們在形貌上扮成記者模樣，竊用著「新聞自由」的金鐘罩，實際上做的卻是窺私探密、雞鳴狗盜的工作；他們靠兜售他人隱私發財，卻把臭不可聞的氣味汙染了整個媒體。狗仔的權利，從某個角度看，是正派媒體工作者的恐懼。 如果盧貝松一行留下的盡是狗仔撒野的印象，那麼，民眾就能了解，少數人的不文明如何影響台灣形象，那就是民眾的恐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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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w) F! c" R0 T" G( s公仔箱論壇【2013/10/3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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