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解嚴已二十五年，但民進黨的「戒嚴受害感」與國民黨的「戒嚴原罪感」皆仍存在。眼下所見政治亂局，相當程度皆與上述「兩感」有關，亦即與未能建立「後解嚴時代的政治是非思維」有關。 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存有諸多不正義，如一黨專政、萬年國會、黨禁報禁、司法不獨立、白色恐怖等等。民進黨自黨外時代開始，即以「戒嚴體制的受害者」及「推翻戒嚴體制的正義者」自命；這兩個角色皆相當程度地受到社會的同情與支持，而民進黨對台灣的民主化工程亦實具貢獻。解嚴後，民進黨又以一九九一年的《台獨黨綱》，將「民主運動」與「台獨革命」糾纏在一起；遂至形成一種「民主即台獨／台獨即民主／台獨即正義／反台獨即不民主、不正義」的政治氛圍，民進黨成了「愛台灣」的獨家代言人，而將國民黨、中華民國的那一邊，說成「賣台」的「外來政權」。一路走來，民進黨以「戒嚴受害者」及「台獨領導人」自命，遂將其一切政治抗爭合理化、正義化。 相對而言，國民黨卻始終未擺脫「戒嚴原罪感」的心態。李登輝執政的後期，在國民黨的選舉場合，甚至不敢舉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原因之一是受到民進黨滿天綠旗與「台灣國」旗幟的震懾所致。後來到了一九九九年，陳水扁為次年總統大選而推出了接受中華民國國號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向中間靠攏；同一年，李登輝卻竟然提出《兩國論》，想與陳水扁搶台獨票。李登輝所說的「台灣人的悲哀」，及「中華民國已不存在」，正是深沉的皇民後裔之悵惘，加上濃重的「戒嚴原罪感」所致。甚至可說，李登輝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居然竟有「中華民國原罪感」，遂使台獨的氣焰更熾。 整個「戒嚴思維」，最後就形成了「中華民國vs.台灣國」的鬥爭。「中華民國」是迫害者、不義者，「台獨」是受害者、人格者。而既然是要完全否定中華民國，民進黨即反對中華民國的一切，包括反對中華民國憲法、蔣介石、孫中山、國語等等；亦因此，任何反對中華民國的鬥爭，亦皆被合理化、正義化了。因為，既是要推翻中華民國，還有什麼手段是不正義的？ 相對而言，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在戒嚴時代「欠」民進黨的政治債務，卻好像永遠也還不完。比如說，馬英九年年都要為「二二八血債」道歉，民進黨與台獨則到現在仍以「債權人」自居。但這筆「永遠的債務」卻不只是國民黨在償還，而是整個社會都要陪著一起向「永遠的債權人」還償。問題是：解嚴都已二十五年了，民進黨在其間還統治了中華民國八年之久，民進黨此種「戒嚴受害感」與國民黨的「戒嚴原罪感」，難道要漫無止境地延續下去？ 然而，世界在變，兩岸在變，台灣在變，中華民國也在變。民進黨與國民黨的鬥爭，其軸心即在「中華民國vs.台獨」的鬥爭；但是，如今即使從民進黨的政治標準來看，中華民國也已漸從「台灣的加害者」，變成了守護者；而台獨似也從「台灣的拯救者」，變成了徒亂人心、無裨大局的邊緣化角色。由於此一軸心的轉變，這應當是一個建立「後解嚴時代政治是非思維」的時候了。也就是說，今日的民進黨不可再不擇手段卻一切皆以正義自居，而今日的國民黨也應努力修補、擺脫其被妖魔化的形象。 所謂「後解嚴時代的政治是非思維」，就是民進黨不應再以「戒嚴時代」的「台獨思維」來問政，也就是不宜再用「既主張台獨／就要毀了中華民國」的心態來問政，而應在「不要導致無可回復的傷台毀國」的界限之內來問政。國民黨則應慢慢放下那種「戒嚴原罪感」，不要一旦面對政治是非就好像矮人一截，其關鍵即在重建「中華民國」的可信任感、光榮感與正義性，使得政治是非的辯論不再糾纏於「如何毀了中華民國」，而應引導至「如何扶持及改善中華民國」。 當台灣不再「以毀滅中華民國為正義」，或許「後解嚴時代的政治是非思維」始有可能建立。只要存此一念，黨爭即可能節制在「傷台毀國」的紅線之內；否則，恐不止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兩敗俱傷，而終將步上「傷台毀國」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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