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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港澳台] 這裡有權力，這裡就有反抗 [打印本頁]

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3-6-19 10:58 AM 標題: 這裡有權力，這裡就有反抗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3-6-19 11:00 AM 編輯

這裡有權力，這裡就有反抗8 M) f9 Q9 h# U4 t( {, n1 S

【文：黃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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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中的「哪裡」，總是切實的地方，社會運動挪用城市空間的歷史，也就是權力集中地的發展史。精英謀劃挑戰當權者的集體行動，在中環的身影，可上溯至辛亥革命前夕。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H9 R! z, c7 p1 r; K! p) b5 J8 w

哲學家福柯曾在一篇訪問中曾提出如此見解：不可能有絕對壓迫性的空間，因這類空間恰會孕育反抗的行動，所以在物質層面與象徵層面愈是壓迫的地方，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反抗空間。這個說法並不新鮮，社會運動所倚重的場所與公共空間，每每就是一個城市政治、經濟權力最集中之地。國家政權用來彰顯力量與現代規劃理性的大型廣場，如北京天安門廣場、莫斯科紅場、埃及解放廣場等，卻諷刺地成為讓民眾集中、由下而上向當權者施壓及動搖政權的場所。「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中的「哪裡」，總是切實的地方，社會運動挪用城市空間的歷史，也就是權力集中地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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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殖民時期以降，中環已通過一波又一波的填海與建設，逐步發展為香港的政經中心，從各種紀念碑與英式政府建築物、到現代主義的公共設施及第一代明星建築師('Starchitect') 築就的商業大樓，都是權力在單一市中心區域集中的教科書例子。相對於這線性而直接的發展，在中環的反抗與草根空間的形成，則轉折與慢熱得多：雖然「佔領中環」讓人有中環從來都與「行動主義」(activism) 扣連的錯覺，實際上中環大型的公共空間不足，社會運動在只能在不同的角落零星發生，逐漸累積慣性，但又忽然轉移陣地，至近年才愈加被視為催生集會抗議的中心。在皇后碼頭被拆毀前，有不少學者與民間研究員都開始考掘相關史料，並認為這部「佔領中環前傳」有待被書寫，也必須被書寫。相關的歷史疏理計劃龐大，本文只可蜻蜓點水地作一引子。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A( n  l$ H( }, G1 z8 u

愛丁堡廣場首役  抗議天星小輪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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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謀劃挑戰當權者的集體行動，在中環的身影，可上溯至辛亥革命前夕，在中環荷李活道一帶的革命活動。然而，從精英過渡至草根平民的抗議運動，連同香港整體公民意識的萌芽，一如全球各地，推遲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才頻繁出現。

1966年，公眾對天星小輪加價甚為反感，年青的「八十後先驅」蘇守忠絕食抗議引發的徊響，開了大量市民上街抗議的先例。不論是蘇守忠絕食引起途人注意的地點愛丁堡廣場，或是在他被捕後朋友前往抗議的港督府，都座落於中環，中環與社運的淵源也由此起。然而，這些示威地點的選擇，到其時也只能說是例外，而非常規，及後出現的幾次暴動與往後連串社會運動，也未有群眾有意識地選擇中環作為聚集地點，反而九龍的街道成了臨時的「作反地」。即使如港督府這實實在在代表殖民地最高權力者的地點，也沒有引來恆常的抗議活動，反倒是上述那種突發的、小型的緊急抗議，才會有零星市民前往示威。5.39.217.761 ]+ b  F5 f2 l5 }" k) T* B1 ^

畢竟，在六七暴動過後，上街示威成了風險極大的活動。進入七十年代，雖然學生運動開始成形，香港社會也不乏改革的訴求與觸發人們上街的議程，決定集體行動的地點仍帶有即興意味。近年有研究指出，香港人對「示威」地點的既定印象，成形於1970年代初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促成了維多利亞公園成為主要民眾集會地點，也間接讓中環這政經要地得到緩衝。保釣運動不是針對港府，但宣揚國族主義的公開示威，也讓港英政府十分在意，當時警務處長在回應保釣學生就示威地點的申請時，曾要求學生在大會堂的劇院和音樂廳等進行活動，離開了中環的公共空間和政府建築。在1971年七七保釣示威後，市政局終於首次劃出了五處合法示威集會的地點，政府大球場、維園西北小山、小山下的足球場、跑馬地足球場及紅磡室內運動場，試圖讓示威行動變成可以預料與管理的。當然，「合法示威區」的邏輯其實本與示威的目的相違，也由於這種「守秩序」、高度理性的行動開始讓市民習慣，迫出了70年代學運鮮有而極有意識要「闖進中環」的一次。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7 o; j4 G" u9 e; H- 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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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至少要去到雪廠街才有意思」5.39.217.76; D% w! U+ ^$ ]

1972年5月最後一次保釣示威，保釣會、聯陣及學聯三個當時較大型的運動組織在空間選擇上分道揚鑣，保釣會及聯陣選擇了已被視作「示威專用地」的維園(奠下了往後40年維園對港人的意義)，而學聯意識到這與社會運動本質對立，讓民眾的發聲進入既定框架，故堅持要到中環愛丁堡廣場集會。, V' U# x$ L, c7 D) f

「堅持到中環」的決定在當時廣受批評，但也讓我們窺見在一段長時間裡，中環作為抗爭空間，並非主流，反而是一些先鋒性、邊緣的群體，在仍然高壓地殖民社會中，嘗試「激進」的空間選擇。換句話說，雖然中環跟政經權力的關係如斯密切，但選擇此處作為反抗的「對口地方」，反而是高度自覺的決定，「社運發生在中環」的想法，要延後三十年才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中環比較是突發、激越、另類、小眾，針對性的示威場地(相對於維園、九龍的摩士公園、高山劇場等)，因此竟有「遊行至少要去到雪廠街才算有意思」的說法流傳。在中環示威，代表了安於被指定(designated)的安排，本身已盛載一種反抗意識。

1970年7月中環天星碼頭前有青年舉起「中文必須法定！母語不容忽視！」的標語，摸著石頭過海地開始在香港組織建立主體性的社會運動，短短數年間，遊行示威已滋長於香港人日常意識和被吸納進體制中，也足夠讓中環從示威熱門地變為突破主流才作的選擇。除了前天星碼頭一帶，美國大使館、日本大使館、德己立街一帶(今蘭桂坊)也曾在學生運動文獻上出現，它們連同港督府，在「火紅年代」來臨前，曾讓一階段的社運百花齊放。至七十年代中期，「社會派」和「國粹派」那些關心社會的青年運動，當從大專校園延展至街頭，已更多選擇面積更大的公園。像「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這類標誌性的歷史事件，也多在維園發生。 1976年可說是分水嶺，此後香港仿似等待進入過渡期。在這一年，中環也曾有過一次重要的群眾集結：9月有數以千計的學生市民前往中國銀行大樓追悼毛澤東，而在稍早之前另一次與民族主義相關的群眾行動不是發生在中環，剛好標誌了「新華社時代」的來臨：八十年代及過渡期遊行路線紛紛轉向位處灣仔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中環不再是中心。 (1976年5月4日，一批大專學生前往新華社交抗議信，譴責中共中央違憲，發表五四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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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因或是果，同一時期，中環重要的公共建築物附近，平坦而可供人聚集的公共空間愈形不足，高等法院、立法局、港督府等位置都不利群眾集結，但卻容許遊擊式或個人的示威行動。例如，皇后像廣場及遮打花園等都經過數次改建，花草、水池等佔去大部份平地空間，尤其前者逐漸成了只利行人通過，有廣場之名而無廣場之實，不利示威集會，也是讓大型集會開始較少選址中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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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拆天星，重啟中環0 x1 h4 u! S" c. [; w

但如前文指出，正因會在中環發生的，在當刻往往不是依循既定模式進行的社會運動，一些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事件，背景偏偏在中環一些角落。曾參與1988年反對大學學制由四年改為三年的人，不少都記得一輛輛將大學生載出市中心抗議的旅遊巴，目的地正是港督府。凡對甘浩望神父稍有認識，或看過許鞍華執導的《千言萬語》，都會在腦海中把甘仔的身影聯接到遮打花園。八十年代末，甘仔為「水上新娘」(艇戶)及無證兒童爭取居留權，也時時在最高法院組織行動。數到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畫面，則必然是連串在1989年六四之前，在中環好幾次大型集會，並不常見的「逼爆」遮打花園場面經常在紀念照片集中出現，包括八號風球下，等待起步遊行至新華社的百萬香港人。& X/ ?% f+ E" w2 J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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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前後，最讓港人記得的畫面，定必是圍繞今已停用之立法局的好些畫面，如臨立會民主派議會在大樓向市民揮別的集會。故事從天星碼頭講起，也再因天星碼頭而翻到另一章節。香港回歸十年之前，天星碼頭遭政府強拆，一方面讓許多上述的敘事重新出土，也忽爾開啟了中環重新成為集體行動中心的時代。不論是反對拆毀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那些持續數月的社會運動，或是反對廣深港高鐵撥款的行動，組織者都有意無意成功製造「媒體事件」，讓中環都會空間的行動可能性在媒體展現(2010年1月，群眾包圍立法會阻止官員及議員離去，迫使他們從地鐵站離開中環，就是最好的例子)。5.39.217.76& J7 y  a+ l& F/ n" H) u: R

不過，原本又再重新成形起來，群眾開始習慣、將中環視為抗爭空間的模式，隨著新政府總部啟用，又再進入摸索期(只有前往特首居所禮賓府為可預見的目的地)。從今以後，針對掌握政治權力的抗議行動，在中環的路徑變得更不確定。就如2011年10月15日香港人響應「佔領華爾街」的「佔領中環」般，在許多不確定、事前無法預料的因素互為推演下，才讓行動的根據地到達了匯豐銀行總行大堂的公共空間。: {; _; \5 G$ p0 Z8 F

2014年，佔領中環意味著佔領何處？勢必是漫長商討過程中教人難以定奪的問題。雖然，在佔領過程開展後，結果可能不全跟著理性規劃發展，一如歷史上中環跟社會運動那帶點偶然性的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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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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