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演講，包包、鞋子天外橫來；陳揆致詞，也遭火爆嗆聲。這些行為，筆者認為，在法律層面，不足非難；但在道德層面，這顯露士大夫的時代消逝了，而公民社會尚未建立。 就法律層面言：抗議民眾之行為，不可簡單歸結為「暴力」、「野蠻」，而應理解為憲法言論自由所保障的「象徵性言論」。也就是說該肢體動作（丟鞋、扔包），其目的不在動作所帶來的效果（對行政首長的傷害），而在傳達政治意念。為維護人民對公共事務的自由發言，不應法律相繩。 但不犯法只是最低要求，人們更應有公民的涵養。用這種體制外的方式，有失公民涵養。民初梁啟超為因應士大夫政治向公民社會的轉型，撰寫《新民說》，其中〈論自尊〉，除談到國民為國家主體，應尊之、敬之外，更指出「凡自尊者必自牧」、「惟自尊者能尊人」，強調民主社會中，國民還應自律、尊重他人。 從前的士大夫須超越自身利益，任重道遠，今日國民僅為一己利益，而採用不理性手法，何其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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