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陸的民眾對齊墨這個名字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對海外民運稍有瞭解的人就不會感到陌生，齊墨——民運組織“民主中國陣線”（簡稱“民陣”）的前主席，先後擔任留學生雜誌《萊茵通訊》的編輯。對在國外居住，有一些年頭的，接觸過民運人士的人來說，對這個名字就更不會陌生了。

民運到底是幹什麼的？許多人並不是很瞭解。齊墨先生《我的民運路》，寫了一群為民主事業在奔走、在呼籲、在奮鬥的人。最初，覺得他們高尚，偉大，在千里之外的異國他鄉，心中仍然不忘祖國，不忘祖國的民主事業。讀完該書，才清醒地認識到：所謂海外民運，只不過是一些人，如何利用民運組織做難民生意、如何在民運組織裏獲取經濟利益、如何打擊別的民運組織、如何在民運組織裏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原來，民運人士也有這樣的世俗，民運人士也是和我們一樣的凡人。所謂的民運竟是那樣殘苦，那樣令人難以接受，民運人士——人們心目中曾經的“理想”，是那樣輕易的“夢碎”。齊墨先生至今旅居德國已二十六年，八九六四時，他正身在德國求學，旋即投身到海外民運之中，聲援八九六四學生運動，之後親身經歷了海外民運的風風雨雨。《我的民運路》一書，正是通過齊墨親身的經歷，他向我們講述了六四以後二十三年來海外民運的歷史，以及眾多民運人物的種種私密。二十多年來，海外民運組織的內鬥不斷，民運人物之間為了爭權奪利甚至喪失了最基本的人格尊嚴而不擇手段，整個海外民運史原來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內鬥史、混亂史、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齊墨先生在書中描述了大量的生活細節，透露了自己的真情實感，更是體現了一位老民運人士深深地無奈，一些文字史料較為珍貴。通過書中瞭解，當代中國海外民運始于1982年王炳章在美國推動“中國之春”，然後在1989年“六四事件”時達到高潮，而《我的民運路》就是從這段歷史開始講述，六四之後，大批的民運人士流亡到海外，一時間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各種民運組織也紛紛成立，所謂的海外民主運動搞的轟轟烈烈，讓人熱血沸騰。齊墨先生也滿懷希望的投入到這火熱的海外民主運動中。開始的時候，齊墨積極參與民主中國陣線的相關事務，與民陣的領袖人物嚴家祺、萬潤南等人關係密切，並逐步成長為民陣的新一代領袖人物。在2003年的時候，齊墨開始擔任民陣主席，並在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中擔任常務理事，協助魏京生的工作，成為魏京生最為信任的副手。期間，齊墨經歷了1993年民陣、民聯在華盛頓召開合併會議的失敗，不僅沒有合併反而又分裂出一個新的組織——民聯陣，之後導致全球性民運組織的分裂內鬥，使得整個海外民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據統計，所謂的民運組織如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等達到三四十個，而似乎每個民運組織身後都有一個隱藏勢力，比如王炳章創立的中國民聯與臺灣軍情局的關係非常密切。魏京生、王丹等與臺灣“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甚至李登輝等關係密切。中國民主人權基金會，由美國國會的民主基金會召集一些中國民運人士發起成立，等等。各種各樣的隱藏勢力在背後用金錢和利益支撐著眾多的民運組織，而這些隱藏實力的險惡用心和目的則是司馬昭之心。怪不得在一些反華事件裏總能看到海外民運人士的身影。作為海外民運領袖人物的魏京生、楊建利、王希哲、王丹等人在海外民運中的表現又如何呢？我們在《我的民運路》一書中也能找到答案。在海外民運史上，隨著王若望、魏京生、徐文立等在民運界中極有聲望的人物相繼來到海外，海外民運人士們一次次將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指望著這些民運領袖能夠整合海外眾多的民運組織，帶領大家走向成功之路，可是這些領袖讓海外民運人士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他們或者霸道專橫、飛揚跋扈，或者人格卑劣、操守低下。有的趁機將海外民運勢力據為己有，將其變成個人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有的將民運組織經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將其變成斂取錢財的工具；更有甚者，主動投靠國外反華勢力，為了個人私利，不惜成為其反華工具。一個個民運領袖的醜陋嘴臉，以及其不堪的私生活不斷暴露在公眾面前，其發家史、感情史，讓每一位有良知的民運人士為之感到臉紅和羞恥！齊墨先生作為民運領袖中的一員，應該算是盡職盡責的，他甚至為此放棄了博士論文的準備，為此搞垮了自己的身體，可最後，海外民運還是讓齊墨失望了，民運組織的分裂內鬥、部分民運人物卑劣無恥的人格操守，讓齊墨感到無比的挫折和無奈，最終“理想夢碎”，經過慎重的反思，選擇了退出，自稱“從海外民運的污泥濁水中脫身而出”。

其次，在海外的民運人士中還是有個別真心實幹的人存在的，他們是真心為了國家為了民主事業在奉獻自身，可是他們的付出被眾多性格卑劣的“民運精英”們給玷污了，這些民運蛀蟲們的所作所為，直接將海外民運帶入了死胡同，如今的海外民運已經沒有任何前途可言，已經在二十多年的內鬥混戰中走向悲哀與沒落，並將在不久的將來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中國的民主之路該如何走，齊墨在書中對海外民運提出了質疑並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