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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調查顯示，香港社會有三大矛盾，分別是：一)市民與大財團之間之矛盾，二)貧富懸殊的矛盾，三)市民對政府管治不滿的矛盾。2 K9 D9 I3 h F 這些矛盾的根源，其實都源自資本主義的首次分配不公平，以至投資者的獲益遠多過出力(包括腦力)者，久而久之，投資者的積累愈來愈多，出力者就「餐搵、餐食、餐餐清」，貧富愈來愈懸殊。大財團積累在手的資源最多，對社會的支配能力最強，它們自然成了矛盾的焦點。市民覺得政府未有盡力去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狀態，於是又把矛頭指向政府。 香港的政客，甚少敢挑戰資本主義按資產分配的基本遊戲規則，所以他們不敢要求把首次分配公平化，而只是集中要求提升第二次分配的比重，去彌補首次分配的不公。' z4 \* i% J# X4 M3 Q3 Y' ? 政客傾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有機會在社會資源作第二次分配時，扮演較多的角色。所以他們大多贊成政府向財團與高收入者徵重稅，然後透過立法會，促使政府按照他們的意願去分配政府的開支。這樣，他們就可以大派免費午餐(提供各式福利)，並把功勞歸於自己，以換取選票與榮譽。 這樣做只能在物資上，為那些在首次分配時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作某種程度的補償，但沒法為受照顧的人帶來精神上的滿足感與自豪感。人若果不能在首次分配時分得自己有份創造的財富，反要依賴政客在第二次分配時作補償，何來尊嚴？ 長此下去，人就會失去掌控自己命運的能力，變成非依賴政客不可──要依賴加最低工資，才能增加收入；要減公屋租金，加交通津貼，才能減少開支；要設免費醫療與退休保障，才有晚年生活，久而久之就會放棄靠自己努力去改善生活的途徑。2 v# O; Y+ O' y7 \$ } 可惜，由政客提供的幸福，只能是千篇一律，單調乏味的。我們的上一代，就是為了逃避這種生活才來到香港的。今天，我們的下一代卻對此心存幻想；情況實令人擔心。 香港政客主張行的路，其實歐洲很多國家都行過。透過抽重稅去把資源重新分配，雖然可增加社會的公平性，卻會增加基層的依賴性。大家只著重如何把財富重新分配，卻不著重如何去創造更多的財富。誰創造出更多的財富，誰就要交重稅，甚至還要淪為被憎恨的對象。結果，只會推動更多的人去領福利，而不去創造財富，怕被人分薄。久而久之，經濟增長的能力就會放慢，可供作第二次分配的資源就會減少，人民的生活就難以進一步改善。 歐洲有些國家，就是因為在生產力不繼的情況下，仍不斷增加福利，導致國家欠下大量外債，最後釀成債務危機，被債主逼著全面削減福利，令人民生活大幅倒退。由此可見，依賴二次分配，並非一條長遠可行的路。tvb now,tvbnow,bttvb, z( |' ^5 y/ ~8 c tvb now,tvbnow,bttvb& g F) S) U7 a* }8 y) D) I9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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