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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討論]
Harold James: 魏瑪歐洲 (Weimar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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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2-2-28 08: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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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James: 魏瑪歐洲 (Weimar Europe)？
Harold James: 魏瑪歐洲 (Weimar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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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看上去，德國在歐洲的地位越來越特殊，越來越微妙。
1990年，兩德的統一造成了一片混亂，鄰國對新巨人的產生感到恐懼，時任總理科爾承諾，新的德國將是歐洲德國，而不會將歐洲變為德國的歐洲。但是，如今，很顯然，任何歐洲救助計劃都要經過德國的手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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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如想從債務危機中重新崛起，就需要強勁的增長，這一點已是廣泛共識。但德國的擔心在於穩定——這種擔憂的根源來自其兩次大戰之間的悲慘經歷——因此其動作與增長背道而馳。現在，德國總是在攪黃歐洲的增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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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德國者主要提出了兩個論點：歐洲真正的問題出在德國的經常項目盈余﹔以及德國受過去的束縛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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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經常項目盈余由來已久，甚至要早於歐洲貨幣聯盟的成立。拜其出口表現所賜，德國在
20世紀60年代便已成為歐洲最強勁、最有活力的歐洲經濟體。德國的經常項目盈余主要來自其貿易盈余，而其貿易盈余主要出現於20世紀50年代，1961年貨幣升值后，貿易盈余有所回落，但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末、80年代末以及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貿易盈余又急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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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此造成的失衡無法融通和持續，那麼就需要做出調整。自
20世紀60年代以來，德國的歐洲伙伴（主要是法國）每過一段時間便會面臨不得不實施緊縮和通縮來修正赤字問題的情景。這一選擇對法國政治經營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樣會阻礙增長，降低選民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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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和其他地中海國家）更願意德國採取貨幣和財政擴張，因為這有助於改變德國強大的出口傾向。但這樣做在德國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兩次大戰之間的經驗讓德國人對通貨膨脹及其后果改到十分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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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決策者認為，隻要形成貨幣聯盟，這個問題就會消失，因為在美國，沒人會擔心加州的繁榮會導致與德國程度相仿的經常項目盈余（如果有人不嫌麻煩做個計算的話）。沒人會告訴加州應該悠著點，趁著好光景去海邊晒晒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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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批評是諾貝爾經濟學獎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一再提到的，即所謂的德國歷史教訓是錯誤的。摧毀了脆弱的魏瑪共和國、給了納粹獨裁崛起的機會的並不是20世紀20年代早期的那場著名惡性通貨膨脹。殺死民主的是此后十年的蕭條和通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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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來自當代的評論忽視了
20世紀30年代德國政策困局的一個重要元素。當大蕭條發生時，德國已經陷入了困境，這是因先前的選擇失當造成的。在德國政治觀念中形成牢固定式的正是這一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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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注意到當今歐洲的狀況與兩次大戰之間的相同之處，這樣做不無道理。其中的相似點在於，貨幣機制的選擇對於政治行為和民主合法性具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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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惡性通脹過去后陷入了貨幣機制即金本位的領域。金本位的設計初衷決定了它限制性極強，一旦採用了就不可能拋棄。可以預料的結果是，德國將獲得信譽，吸引外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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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戰略成功了，資本流入在公共和私人部門都造成了繁榮。各級政府都在為在政治上受歡迎、但所費甚巨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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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兮禍之所伏。繁榮帶來的活力與先前通脹的經驗一起，導致了與生產率提高不相匹配的工資增長。結果，魏瑪德國在
20世紀20年代失去了競爭力，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的南歐也是如此。在這兩個例子中，資本流入顯然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競爭力下降意味著悲劇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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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逆轉后，德國便陷入了困境。隨著外國人和德國人開始取回存款，銀行變得滋補地氈，被迫以跳樓價清盤資產。政府不得不出手救援倒閉銀行﹔但又無法僅僅通過銀行貸款為赤字融資。由於德國政府採取了金本位的固定匯率，這意味著它不得不實施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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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無法自拔。
1931年銀行危機爆發后，被立刻採用的措施是資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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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危機消滅了民主。在眾目睽睽之下，民主政黨的反應是在經濟最糟糕的時候逃避政治責任。由於無法走出財政困局帶來的政治壓力，魏瑪共和國最后一屆完全議會制的政府在
1930年3月崩潰。支出削減措施趕跑了左派﹔增稅計劃又激怒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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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黨默許了對憲法緊急狀態條款的使用，繞過議會以指令的方式立法。這樣，民主實際上已經死去了，而此時尚在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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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和預算問題、財政約束以及“非政治”專家政府的出現，這一切和德國人對過去的可怕回憶是多麼相似。兩次大戰之間的教訓——積累更多的財政債務並不能解決問題——正在今日歐洲重現。但我們應該看到經驗：應該建立國際秩序，當民主機制採取不受歡迎的措施時給予支持而不是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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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戰后首任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作為
20世紀20年代高支出城市的市長之一，阿登納親身經歷了德國的崩潰——從魏瑪共和國總結的教訓。如今，就像當初那樣，歐洲——一個有著共同價值的社會——需要讓受到經濟破產威脅的民族國家保持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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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國際事務系教授，位於佛羅倫薩的歐洲大學學院歷史系教授。著有《價值的創造與毀滅：全球化周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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