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內閣上任一周，稅制改革無疑成為各界最關注的政策，監察院長王建煊力主加稅，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曾巨威謂不談資本利得稅就走人；而證券交易所得稅、暴利稅，到富人稅的「每日一稅」，官方反覆不定的說詞則反映了所承受的龐大壓力。直到上周六，馬總統終於為稅改定下「公平正義、量能課稅」的方向，這才讓稅改回到了「為何而改」的正題。 政府稅改的理由千百種，政府收入不夠要改，發展經濟要改，稅制凌亂要改，選舉過後也要改，排解民怨更要改，但不論怎麼改，就是不能為改而改，以選擇性修補、投民所好的民粹式改革交差了事，使稅改失去原則及理想；尤其這次稅改，是在馬總統當選連任後啟動，沒有選票壓力的馬總統在政治面擁有了絕佳的改革時機，而金融海嘯凸顯資本主義過度發展下的貧富差距惡化與貧富對立分化亂象，亦為稅改注入最需要的基本社會共識，稅改不只沒有任何藉口推遲或縮水，還承載了社會的廣大期待，更是馬總統、國民黨以稅改留下歷史評價的關鍵一役。 相對於歷次稅改，這次稅改有兩個清楚的源頭。第一個是租稅負擔率偏低。租稅負擔率是稅收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比率，去年為百分之十二點八，雖比前年全球最低的百分之十一點九有所回升，但仍屬低水準。然而，租稅負擔率是一個表象數字，呈現的是結果而非成因，絕非一句「加稅」就可以解決，否則只要提高營業稅稅率一個百分點就可增收約五百億元，租稅負擔率也可立即上升，還不必修法，豈不簡單易行？但營業稅是不論貧富，有消費就課稅，繳稅占大宗的還是普羅大眾，這樣的加稅自不符合馬總統所說的「公平正義、量能課稅」。 再者，租稅負擔率除用以衡量國民租稅負擔，也在測量財政基礎的穩健度，更在於反映稅收與經濟活動的連動性。因此，近年我國租稅負擔率下降，雖然代表國民租稅的負擔降低了，但財政基礎的穩健度也跟著下降，不利長期建設發展；更重要的是，國內生產毛額與稅收間無法互動，甚或脫離，顯示稅制出了很大問題，以致經濟有成長，但稅收未有相應成長，其影響的不只是財政收入，也未發揮稅制應有的景氣穩定機制，甚至成為所得分配不公之源。這些才是租稅負擔率下降所反映出來的重要課題，也正是稅改須研究改革的內涵，財政收入僅是其中之一，但非唯一，更非主要面向。 另一個源頭就是實現「公平正義」。追求公平正義看似理所當然，但直到金融海嘯之後才成為國際顯學，上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更將不公不義導致的貧富分化列為經濟發展的重大風險，疾呼各國重視。在台灣，早年為促進投資、發展經濟而採行的租稅減免雖已逐步取消，但仍留下不少特例，甚至在金融海嘯後為了吸引外來資金而大舉調降遺產贈與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加以沉痾未除，使得稅制愈來愈有利富人。馬總統喜歡用數字說明政績，但有一個數字他應警惕在心，依所得統計，前年五等分最高所得組的平均稅率為百分之四點一八，是三年來最低，而最低所得組是百分之二點四一，卻比馬政府上任時高，貧富「所得」差距擴大而「稅負」差距縮小，實為稅制量能課稅精神的最大諷刺。 因此，矯正當前稅制中不公不義的規定，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核心。依此方向，稅改的推展有四個原則：第一，檢討不限於特定稅目，所得稅制是最能彰顯量能課稅精神的稅目，自是檢討重點，但資本利得稅涵蓋的稅目除了所得稅，還有土地相關稅目等，加以新經濟行為以及各稅目間的調和等，都應一併檢討，以免挖東補西；第二，要有前瞻性觀點，雖有學者認為稅改研究已是汗牛充棟，方向亦明，不必再召開財改會浪費時間，但過去的研究畢竟有時空差異，可以當基礎卻不能做結論，研討、溝通流程仍屬必要；第三，改革不限於修法，能以行政手段達成者應即推動，不必等待稅改結論，例如讓房地課稅價格貼近市價等；第四，少說多做，謀定後動，「每日一稅」搞得府院時時澄清，就是一種虛耗，於稅改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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