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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討論]
蘿卜哥的“幸運”無可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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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r2907
時間:
2011-12-6 03: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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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卜哥的“幸運”無可復制
“蘿卜哥”的肩膀上扛著對明天的期待。 胡影 攝
河南滑縣一名在鄭州黃河灘區租地種田的普通農民，因為近日40萬斤蘿卜免費送給市民時被哄搶而躥紅網絡。12月3日，鄭州威尼斯水城小區的社區志願者為“蘿卜哥”擺起了紅薯攤，幫助他賣紅薯，一上午賣出3萬斤。（12月4日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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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有了好報，故事很溫暖。仔細一想，蘿卜哥的“幸運”卻寓意著更多的悲涼：幾十畝地種蘿卜的絕不止韓洪剛一人，數十、乃至上百萬斤蘿卜不是爛在地裏就是葬送在推土機下，它們的成本，就活該成就了農產品市場如過山車般的命運？在中國農村，如韓洪剛般辛勞的農民多如牛毛，他們也很善良，他們也願意把絕望的蘿卜送給陌生人（只不過還沒有意識到媒體渠道的重要性），志願者或者熱心的中間渠道能幫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和蘿卜一樣滯銷的還有白菜、紅薯等，菜賤傷農的農村和菜貴如金的超市能靠“媒體輿論”紓解其間長期的斷裂與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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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業化的短板，不是“愛心”能補漏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蘿卜哥的幸運對其他農民來說，是永遠不能復制的“成功”——即便對蘿卜哥而言，明年、或者後年，一旦輿論關注不再，他一個人又能賣出多少蘿卜與紅薯呢？這就好比媒體對白血病患兒的拯救，是善意，卻非穩態，而如果社會都把解決患兒危難的希望寄托在媒體救濟的路徑上，善心遲早會不堪疲累——正解在哪裏？顯然是健全公正的醫療保障制度。同理，對于“蘿卜哥們”的命運，華麗逆轉的不是媒體呼吁之後的零散救濟，而是究責職能部門的失職、尋求制度正義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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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數十萬斤蘿卜滯銷的現狀，農業產業協調部門作為了嗎？採取了哪些應急或常態的補救措施呢？……如果農業仍停留在“靠天吃飯”的原始階段，農業產業化的號角怎麼好意思吹得那麼響亮？說了這麼多年的“農超對接”、“農社對接”，超市的蘿卜五六毛一斤，地頭的蘿卜四五分還沒市場，是相關制度潰壞了還是制度根本就沒有構建起來？(鄧海建)
作者:
mr2907
時間:
2011-12-6 03:43 PM
標題:
“蘿卜哥”紅薯暢銷，市民素質又“高了”？
“蘿卜哥”與城市市民合作，設計出了一種新的合作模式，在這種“制度安排”中，他和市民同時獲得了收益，雙方顯得都很有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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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卜哥”韓紅剛因為自家60畝地的30萬斤蘿卜本想免費送給市民，卻遭到哄搶。而樸實的韓紅剛表示，對自己免費送蘿卜的做法“不後悔”，而在熱心市民和媒體的幫助下，鄭州威尼斯水城小區的社區志願者為“蘿卜哥”擺起了紅薯攤，幫助他賣紅薯，一上午賣出3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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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當初因送蘿卜遭哄搶而談中國人素質低下的人士，看到這新聞，該做何想？同樣是中國人，韓紅剛、志願者，乃至那些購買韓家紅薯的市民，展示了理性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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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當時就曾經撰文指出，碰到一個社會問題，將其歸咎于中國人素質低下，實乃偷懶而不負責任的做法。那些哄搶蘿卜的人確實是中國人，但你不能由那些人的行為就推論說中國人如何如何。“中國人”是一個十分龐大的集體性概念，不可把一部分人的行為，而且是在特殊情形下的異常行為，視為中國人的普遍的、常態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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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輒進行國民性批判，看似義正詞嚴，實則絲毫無助于文化、社會、政治等各領域問題之解決。這種看法認定了，作為一個整體中國人，在文化上甚至在人種上就有問題。因此，對于具體問題，也就不需要進行制度根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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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大多數民眾只是在生活而已，努力而艱辛地生活。因此，他們不自覺地生活在習俗中。他們的理性、情感就是習俗塑造的。他們依照習俗生活，與他人交易、合作，大體上還算順利。自己改造觀念，必然導致生活陷入混亂之中。因此，他們不可能無事自擾，進行什麼觀念的啟蒙、思想的教育。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真正關心民眾福利、也關心國家命運、希望順利轉型、完成現代化的人士，應該承認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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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習俗總是健全的。尤其是在現代大轉型時代，習俗的某種不健全性質可能會相當明顯地凸現出來，從而也就呈現出調整的必要性。但是，這只能通過調適的方式展開。也就是說，通過局部地引入“新制度”，讓人們調整自己的行為，從而形成更合宜的習俗，人們更好地合作、交換，素質看起來似乎比以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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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蘿卜遭哄搶事件，顯示的是不同習俗的不適應問題。韓紅剛是農民，他似乎是按照鄉村熟人社會的規則，而輕易地許諾，市民可以無償採收。他恐怕料想不到，會有那麼多市民前來採收，他事先沒有設計出合理的制度安排這些人，從而讓這些市民進入了“廣場效應”狀態。但這一次，他與城市市民合作，設計出了一種新的合作模式，在其中，他和市民同時獲得了收益，雙方顯得都很有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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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上，普通民眾的素質就是那樣，不高也不低，那是一個不可能從外部改變的事實。你抱怨它，是毫無意義的。唯一能夠讓個人生活更為健全、讓人際關係更為合宜的辦法是，自然的生活與局部的制度變革之互動。（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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