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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报是一种能力” ――郑丁贤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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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litan008
時間:
2011-7-23 12:40 PM
標題:
“阅报是一种能力” ――郑丁贤是对的!
【寒蝉有声/庄迪澎专栏】
虽然听起来似乎有点狂妄,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不屑一读郑丁贤那些不知所谓的文章,
谢伟伦
在7月15日提出的“六字诀”――
看不懂、看不起
――也许代表了许多稍肯长进者的心意。然而,身为媒体观察者,我又不得不偶尔委屈一读――不读,岂能亲自验证这些文章何其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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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的《星洲日报》发表了郑丁贤的另一篇专栏文章
《回到咖啡店》
,开头就提《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7月9日刊的封面漫画,还有当期的封面专题报道。贯穿全文的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呼应《星洲日报》素来的口径:互联网媒体没有专业和道德准则、无法建立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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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丁贤甚至写道,该专题报道的“主题说明今天网络媒体的现象,看似摩登,但是,其实是回到了200年前的旧时代”、“咖啡店里……没有一套专业和道德准则……咖啡店式的传播,无法建立新闻学上要求的公信力”,“以古讽今,入木三分”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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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正常思维判断,郑丁贤这篇文章产生或将产生以下印象:一、他是取材自《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并向不谙英文或没读过该报道的读者引介该报道之要点,警惕读者关注互联网时代的乱象。二、《经济学人》的14页专题报道是在否定,或至少是批评互联网媒体现象,更甚于肯定它(否则郑丁贤岂会说,该专题报道的主题“以古讽今,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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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颠倒《经济学人》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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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花点时间读一读《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马上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郑丁贤的《回到咖啡店》一文,大小错误俯拾皆是,这里只列举三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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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的引文
《新闻的前景:回到咖啡馆》(The future of news: Back to the coffee house)
,虽然提到互联网造成的新闻业转型产生了两个隐忧,但它对互联网的作为乃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非郑丁贤一文那般消极、否定。(其实,《经济学人》对两个隐忧的讨论,还彰显出其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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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无论是这篇引文,或是主文
《新闻业专题报道:来自未来的公告》(A special report on the news industry: Bulletins from the future)
都写得不含糊,例如引文里不仅写道“新闻事业的转型是不可阻挡的,试图扭转此局面,注定要失败”,文末更写道:“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事业享有一个众声喧哗、多样、百家齐放、生猛有力的环境,十分令人乐见。咖啡馆回来了,好好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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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的主旨是强调互联网使得新闻更具参与性、社会性、多元化和党派立场(partisan),恢复了出现在大众媒体时代之前的话语精神气质。为此,主文的标题下方,《经济学人》标注了摘要如下:“Tom Standage说,互联网经使新闻业反转过来,使之更具参与性、社会性、多元化和党派立场--就如在大众媒体到来之前曾经存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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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换言之,在《经济学人》专题报道的语境里,所谓的“回到咖啡馆”是在肯定一种容许更多人平等发声、言论多样、舆论焕发的局面,而阅听人则有更多的新闻来源可以选择,以及有更多不同的方式近用它们。“回到咖啡馆”的提法,让我想起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在《公共论域的结构转型》一书里提到17至18世纪欧洲出现的“资產阶级公共论域”,人们在咖啡馆和沙龙等介于国家机关和私人领域的场域议论政经事务,实现市民自决,也是现代公共舆论的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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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没有具体指涉哈伯玛斯,但引文开头就写“三百年前,新闻以口语或书信相传,以及以小册子、新闻简报和刻板印刷单张(broadsides)的形式在小酒馆和咖啡馆分发”,时间上吻合欧洲咖啡馆作为公共论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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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咖啡馆”之象征意义并非郑丁贤《回到咖啡店》一文里所形容的那样负面不堪。(顺带一提,人家一开头就写三百年前,郑丁贤的文章却提“回到了200年前的旧时代”,而且还是“社会一片混乱”的“维多利亚前期”,又是一种扭曲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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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地误读“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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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丁贤《回到咖啡店》一文有一段写道“咖啡店式的传播,无法建立新闻学上要求的公信力(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其英文词汇“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应是取自《新闻的前景:回到咖啡馆》这篇引文,但郑丁贤对“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的理解却是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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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accountability”可以转译为中文的“公信力”,但在《经济学人》专题报道的语境里,“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并非指谓新闻或媒体的公信力。该专题报道之引文,提到“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时,写得简单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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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隐忧是监督有权势人物使其承担责任的‘问责性新闻’(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可能消失。收入萎缩导致印刷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和地方政治报道数量减少、品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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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谓“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指的是监督权贵是否贪赃枉法的调查性报道和政治新闻,是以我将它译为“问责性新闻”。这种“问责性新闻”之所以“可能消失”,是因为互联网的竞争造成报业的收入萎缩,以致报社缩减了用在从事“问责性新闻”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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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破脑袋,我都看不出,何以郑丁贤的理解竟然是网络媒体“咖啡店式的传播,无法建立新闻学上要求的公信力(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两者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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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咖啡店》这么一篇颠倒是非、扭曲他人作品原意、错误百出的文章,竟然出自自诩“在新闻界大半辈子”、《星洲日报》自封“大马华文媒体评论第一人”、在销量最大的中文报里主管言论的副总编辑之手笔,自己送上门去印证邓章钦对中文报记者的批评――“概念和事实的掌握错误,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世华媒体集团还有什么颜面和正当性去围剿邓章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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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我前晚全文中译了
《新闻的前景:回到咖啡馆》
,以飨读者,顺便也帮助郑丁贤较好地理解《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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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百万读者,中文报害了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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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丁贤这篇扭曲乱译(不是断章取义而已)的文章,会给自诩公信力无瑕的《星洲日报》造成怎样的尴尬和耻辱,不关我事;我关切的是,这种拙劣之作触达百万读者群,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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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只读《星洲日报》的非网民、不谙英文或懂英文但无暇阅读《经济学人》专题报道者,以及那些相信郑丁贤的专业能力者,都被误导了!他们以为,经由郑丁贤的引介得知了《经济学人》在报道些什么,但实际上郑丁贤转述的内容却与原文完全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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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被误导吗?当然有,还以讹传讹。卫生部长廖中莱的新闻秘书林钊盈7月20日(纸本)在《光华日报》发表的
文章《社交媒体秩序的乱象》
里,就写道“一名著名评论人提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咖啡店现象,这个发现让我感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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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报害了你吗?
”这是郑丁贤的提问,他的《回到咖啡店》一文恰恰为他自己的疑问提出最好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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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的是,《经济学人》也是受害者,因为只读郑丁贤文章的人会误以为这家1843年在英国创刊,已有168年悠久历史的英文杂志如此抗拒和否定互联网及网络媒体,尽管它也有本身的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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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曾在
《大马报业路在何方(庄迪澎版)--与刘鉴铨对话(下篇)》
一文里提到,我国报业犯了一个不可轻易宽恕的错误:为了纾解新闻网站对它们造成的尴尬,它们唱和官方论调,以抹黑、丑化的方式给新闻网站塑造毫无公信力的刻板印象,而《星洲日报》恰恰是最勤于为网络媒体贴标签的中文报纸。因此,郑丁贤的文章对互联网媒体没有好话,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这么写恰恰符合《星洲日报》的“主流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和“主流论述”(dominant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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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丁贤选择从什么角度解读互联网媒体的利弊和功过,是他的权益;但扭曲他人的文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不就是《马来西亚前锋报》素来之恶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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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皆应是推动民主进程的社会公器,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种种族威权统治环境里,互联网促进舆论多元化和资讯自由流通的作为,有目共睹;然而,《星洲日报》长期都在唱和官方的“污名化”论调,试图藉着贴上“充斥谎言、谣言”、“没查证”等标签制造网络媒体毫无公信力的印象,郑丁贤的《回到咖啡店》再添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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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耽误我们的民主进程?
”这是《星洲日报》文教部副主任陈莉珍的质疑,她只需读一读郑丁贤的《回到咖啡店》,再以她法律系毕业的英文能力对照《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就能找到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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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印证“阅报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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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丁贤何以写出这篇完全不符《经济学人》原意的烂文章?可以猜测的可能性至少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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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洲日报》居心不良,指示郑丁贤以不专业且违法职业伦理的手段蓄意误导读者,让读者对互联网和网络媒体敬而远之,这样不利国阵的讯息的影响层面可以有某个程度的限缩。当然,自诩“正义之上”的《星洲日报》会否认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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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丁贤根本没读过《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只从题目和封面漫画“看图作文”,凭自己对“咖啡店”(而不是哈伯玛斯所谓的咖啡馆)的印象、想象和偏见去理解专题报道中所谓“回到咖啡馆”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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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丁贤确实读了《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但是诚如他在2010年7月8日提出的“
阅报是一种能力
”,而他就和他批评的政治人物一样,“很缺乏阅读报纸的能力”,以致“有时候,他们是过度解读,有时候却是错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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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要我在三个可能性中只能选一个我比较相信的情况,毫无疑问的我会选择第三个。原因再简单不过了,郑丁贤“过度解读”和“错误解读”已非头一遭了,2010年12月27日,我就曾在
《正义大报谢主隆恩》
一文里指出,首相纳吉在槟城为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43届年会主持开幕的演词不仅毫无新意,也没有许下(即使只是说说而已的)为媒体松绑的承诺,有的只是狂妄地以“官大学问大”的心态和“威权长官”的姿态给报业下指导棋,但郑丁贤竟也有“过度解读”或“错误解读”的“阅报能力”,读出纳吉演词含有“应该被视为政府对媒体的承诺”的内容,甚至还要因此向纳吉说声“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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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谢伟伦
说郑丁贤的专栏“令人看不起”,但他这次以《回到咖啡店》这篇文章凸显自己的“阅报不能力”,亲身作为教材印证“阅报是一种能力”的观察是正确的,这种不惧丢脸的勇气和胆识,不得不令人看得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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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迪澎是《独立新闻在线》创刊总编辑(2005-2011)、《马来西亚媒体识读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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