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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時事討論]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系孔傑榮 [打印本頁]

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1-3-31 07:06 AM 標題: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系孔傑榮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1-3-31 07:07 AM 編輯 / ]& K# X' Q2 z1 s4 X) M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系 孔傑榮

約瑟夫·史達林在蘇聯臭名昭著的「肅反運動」的顛峰時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的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法律的穩定性」。那時的他風頭正勁，為肅清數百萬政治敵人，操控蘇維埃法律體系於股掌之間。公仔箱論壇+ Q2 |3 V0 h+ `; m! ^; \  a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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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同時也是在中共中央擔任重要職務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吳邦國，在其新近所作常委會年度工作報告中宣布：中國已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他的報告表明，比起孟德斯鳩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更願意繼續遵從毛澤東思想，且拒絕三權鼎力，和其他西方模式的、將政府置於法律框架之下之制度。吳在報告中詳述了中國目前已經公布的法律、法規、解釋以及其他法律規範的範圍和數量，意在為他關於中國「涵蓋社會關係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齊全」的說法提供事實依據。但是，這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的法律制度，其性質又是什麼？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在外國政府專家、記者、商界人士、社會科學家以及律師之中，引發了就這一重要問題的新一輪討論。同時，無論是中國本土上述人士，還是立法者、警察、檢察官、法官，甚至包括普通民眾，但凡置身於這場實時的、重大而複雜的變革之中，都在做著類似分析，只是不得不以一種更加無聲的方式進行。5.39.217.767 U. ^0 k# v3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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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邦國強調，鑒於「有法可依」的問題已總體解決，「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問題就更為突出。吳在報告中說，「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這想必連批評者也會贊同。但是，無論是上訪人員、政治活動人士、獨立的非政府組織、網路部落客，宗教踐行者，還是設法通過法院管道解決政治敏感性冤情的人群，以及想幫助他們的律師，卻在承受日益嚴苛的鎮壓。這種鎮壓，不僅無視那些有限僅存的、經法律確認的權利，且變本加厲，超出法律體系界限之外。創立這種法律環境的初衷，在於推動國內經濟、對外貿易、技術轉讓及投資，也確在這些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且還將繼續當前發展中扮演正面角色。然而，一旦論及政治和民主權利，法律和實踐的「脫節」便凸顯出來，且在以堪憂的速度加劇。

相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概念，「中國共產黨政治法律體系」的說法更能準確描述當前情況。這體系毫無疑問是「中國」的，可同樣生根於「中國」的台灣法律體系，在台灣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中，卻逐漸演變成為一個迥異的制度。中國大陸的體制很顯然是「社會主義的」，因為中國在許多領域仍遵循蘇聯法律體系路徑，該體系由毛澤東在史達林當權後期引入中國，並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發芽。tvb now,tvbnow,bttvb/ n7 F. m6 ?! p! 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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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往往忽視了，即便前蘇聯社會主義聯邦已解體若干年，其法律模式仍繼續影響中國。中國大陸的「黨國」法律制度，依舊沿著列寧主義的組織和意識形態前行。自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將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拯救出來，搞活經濟，實行改革開放；可惜，他並未就法律體系進行同樣程度的變革，而在立法和執法機關設置方面，重樹了蘇聯法律模式。  [/ R5 u* y! t; O$ ]. m
為進一步促進並體現中國取得的巨大經濟發展成就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革，中國法律及其實踐部門逐漸超越蘇聯模式，變得更加完善、歷練。法律教育和研究領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越來越有權利意識的民眾希求正義的實現。成千上萬因積累經驗而更加自信的法律專家受此鼓舞，竭力敦促在實踐中給予司法部門更多自主性，而這一切，都在對中共的壟斷統治造成威脅。) _2 t$ k2 y( i" 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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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年中共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我們目睹，領導層為保住黨對法律體系的絕對統治，不惜倒行逆施。相對少數的一些有膽有識的律師，一直試圖挑戰這場新的「社會管理」運動。所謂的「社會管理」，是中共「用新瓶裝舊酒」，試圖以一九四九年之前用來統治農村「解放區」的意識形態訴求，以及儒家思想強調的「和諧觀」，來為目前以警察統治主導的法律體系尋找正當性支持。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共早在一九七八年就明確定位了法律的功能：向本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顯示政府正當性；建立一套高效的國家機器及規範，約束個人行為、指導經濟發展；促進國際商業合作；解決人民和經濟組織之間的糾紛；為人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防止再度發生中國在二十世紀共產黨上台前後反復出現的專制和動盪。在今天，法律依然繼續發揮著上述功用，儘管無法面面俱到。3 Y! D% }- N' Y, Y9 ?: l;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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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問題在於，中國的這個體制反而受其經濟成就所累，因為經濟進步所帶來的，不僅是一個蓬勃發展、教育良好、需求旺盛的社會，還有隨之產生的大量經濟與政治矛盾，包括巨大的貧富差距。法律機構沒有跟上社會前進的步伐；面對與日俱增的社會和政治動盪的預兆，以及國外的「顏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引發的可見的威脅，黨領導下的政府並未選擇進行改革，反而求諸於鎮壓。0 C2 C3 b- e2 N) g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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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鎮壓手段的依賴，給予了前公安部長周永康領導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以及由周安排的、負責法律體系的職業警官（亦是黨內官員）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力。這導致在司法執法過程中，職業化的法律考量被進一步弱化，那些仍試圖透過正式法律管道為四面楚歌、飽含不滿的個人及團體申冤的律師，則面臨更為嚴酷的鎮壓。也正是這種理念，導致了「社會管理」、「維穩辦」這種超法律的「制度創新」的出現。這些部門和正規警察一樣，負責清查「偏激的思想」，無論這種思想是出自中國最破落的鄉鎮，還是在最負盛名的高校。這一切，都是不斷發展變化、且遍布全國的公安部門「人民戰爭」的一部分。至少，就政治和民主權利的保護而言，這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現實寫照。

（作者孔傑榮 Jerome A. Cohen,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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