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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遗言能否作呈堂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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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notme0626
時間:
2011-3-26 11:52 PM
標題:
何帆：遗言能否作呈堂证供
法医学上有句行话：“证据可令死人说话。”那么，死者的临终遗言，能否作为定罪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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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人出庭率低，被害人陈述本身就是证据形式之一。可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在一切刑事诉讼中，均有“同对立证人对质”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证言对我不利，我有权与你当庭辩驳，澄清真相。这一条款，又被称为“对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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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最高法院在“克罗福德诉华盛顿州案”中宣布，如果某人的证言构成“证言性陈述”，就必须出庭接受质证，否则，相关证言不得作为呈堂证供。如此一来，即使被害人临死前指认了凶手，但由于死人不能作证，指认内容也可能被排除在证据之外。今年2月，最高法院宣判的“密歇根州诉布赖恩特案”，解决的就是死者遗言的法律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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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29日凌晨，底特律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受害者安东尼·考因顿腹部中枪。警察赶到时，他已奄奄一息，但还是说出了枪击地点与凶手姓名：理查德·布赖恩特。几小时后，考因顿因流血过多死亡。警察逮捕了布赖恩特，并在他家里发现弹壳、血迹与死者钱包。一审期间，警方出示了考因顿临死前的指认内容，陪审团据此判定布赖恩特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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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特上诉时，“克罗福德案”已宣判，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根据这一判例，决定撤销有罪判决。理由是，考因顿的遗言，属于对布赖恩特不利的关键证据，既然死者已无法出庭，警察出示其“证言”的行为，就违反了宪法“对质条款”。密歇根州政府不服，又上诉至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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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8日，最高法院以6票对2票，宣布撤销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布赖恩特仍难逃法网。新任大法官艾琳娜·卡根之前担任首席政府律师时，参与过此案前期工作，主动申请回避。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撰写了判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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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托马约尔大法官过去担任过检察官，深知举证之艰难。但是，作为大法官，她必须遵循先例，以理服人。在联邦最高法院，文笔犀利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是“对质条款”的铁杆拥趸。“克罗福德案”的判决意见，就出自他手。索托马约尔很清楚，自己论证稍有不慎，就可能激怒这位智识过人的同事。她最终选取的论证策略，是以先例为依据，结合本案案情，绕过“对质条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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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托马约尔指出，2006年，最高法院在“戴维斯诉华盛顿案”中，确定了“对质条款”的例外条件。也就是说，如果警察询问当事人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某事与日后的刑事检控有潜在关联，而是希望对方协助警方处理正在发生的紧急情况，取得的口供就不能算“证言性陈述”，即使当事人去世或以后拒绝出庭，相关证词日后也可作为呈堂证供。本案中，警察询问伤者的目的，是为“处理正在发生的紧急情况”。所以，死者的话不属于“证言性陈述”，可以被法庭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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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戴维斯案”判决意见的主笔者，也是斯卡利亚大法官。对索托马约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斯卡利亚大法官暴跳如雷。他在异议意见中说，多数方“犯了如此明显的错误，简直贬低了最高法院的威望”。就算警察当时有紧急情况要处理，可询问被害人凶手姓名的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刑事追诉的目的。他感叹道：“或许，布赖恩特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可这起案件对程序的伤害，或许是他和我们所有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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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确实应当斤斤计较。但是，美国最高法院近几年涉及刑事程序的判例，界定概念和确立标准时，范围都非常克制，很少厘清例外情形。经常导致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冒出来。在程序问题上，对一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常常能左右当事人的命运。无论立法者，还是司法者，都不应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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