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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時事討論] 釣島撞船與日本內部反思　沈旭暉 [打印本頁]

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0-12-19 06:27 AM 標題: 釣島撞船與日本內部反思　沈旭暉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0-12-19 06:28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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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島撞船與日本內部反思　沈旭暉
日本內部對釣島撞船事件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民主黨政府不熟悉外交，另一派認為是新情況，無論誰主政，處理都大同小異。這些思維模式無論對錯，北京都應了解。) t/ u* A6 m! M4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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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日本外務省邀請，到日進行外交考察，希望對日方處理月前釣魚台撞船事件的決策過程有所了解。對事件來龍去脈，各方自有立場完全相反的演繹，例如中國輿論普遍認為是日方刻意製造事端，日本右翼則聲稱是中國主動派船出海挑釁。但在這些傳統現實主義演繹以外，日本內部的主流意見卻是另外兩派﹕一派認為事件惡化是因為民主黨政府不熟悉外交，另一派則認為撞船事件和從前事故完全不同，無論誰主政，處理都大同小異。這些思維模式無論對錯，均值得北京了解。公仔箱論壇1 y, U; ?0 A- K: j. |1 v, r; c

5 a- n  H0 @7 z9 w, I民主黨缺乏外交經驗造成危機﹖6 _! b. Y; J1 N. {8 X0 s0 |
認為民主黨政府應負責任的觀點在日本媒體當中頗盛行。這派認為要麼政府不要扣留中國船長或延長扣留期，要麼不應放人，現在既傷害了中日關係，又示了弱，當是現政府外交經驗不足所致。事實上，日本民主黨政府上台後，為了顯示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有結構性區別，作出了不少微觀層面的大改革，對外交決策過程有微妙影響。例如民主黨強調政治家應比技術官僚扮演更重要角色，加重了外相以外由議員兼任的「外務大臣政務官」的權力，無形中減輕了外務省技術官僚的影響力。「外務大臣政務官」這名字譯成英文是「副外相」，他們由首相從眾議員當中任命，例如我們拜訪的外務大臣政務官菊田真紀子，就是首次參與外交事務的年輕民主黨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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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派觀點認為，雖然外務省有從前案例參考，但由於民主黨的外交團隊權力比從前大、經驗卻比從前的政客少，發生事故也不懂得判斷事件的嚴重性、不會找案例，事件才迅速惡化。加上當時民主黨正競選領導層，首相菅直人受到黨內小澤一郎挑戰，只顧及處理選舉，根本無心處理釣魚台，到選舉結束，事件升級已不能逆轉。《日經新聞》資深傳媒人、現擔任日本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的泉宣道是持有上述觀點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在自民黨時代也出現過中國人登陸釣魚台的先例，當時也是驅逐了事，沒有變成危機。

「公務執行妨害罪」Vs「入國管理法違反」？  R9 X$ w2 ^9 z
參與日本政府決策過程的一派則反對上述說法，認為撞船事件並沒有先例。根據他們的觀點，中國人登陸「尖閣諸島（釣魚島）」只是「入國管理法違反」，但撞船事件當事人則犯了「公務執行妨害罪」，假如不將之扣留，日本在當地執行「公務」的「合法性」就會受損，深信就算執政的是自民黨政府，也只能這樣處理。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s, j) q  }) @6 i# \/ d/ W& p

我曾與外務省的亞洲大洋洲局中國蒙古課長垂秀夫對談，他並非民主黨政府委任的外交官員，而是處理危機的高層公務員，也是現任外相前原誠司的學長，二人均師從已故日本現實主義學派權威高阪正堯，看法具相當指標性。公仔箱論壇; M) a' L' c  b) z
垂秀夫表示，儘管北京把前原視為鷹派，但是前原率先排除了這是中國刻意挑釁的可能，其實已有避免進一步行動的善意；至於最初的扣留決定是前線的技術性執行，根據日本法律，他們不執行也不行。北京自然視這解釋為狡辯，但不少日本知名漢學家均對此認同，包括觀點一向溫和、並不接受現實主義的東京大學政治教授高原明生，他認為民主黨儘管在不少細節處理得不好、外交經驗也明顯不足，但在處理這事的總體方向，不會和前任有大偏差。公仔箱論壇$ X& ]* M; U; f8 X

) ]2 q6 d; N1 \5 l1 v中日危機處理機制有無可能出現？
無論我們如何判斷兩派日方觀點，重要的還是中日處理類似問題的基本結構。事件發生後，香港媒體披露了中日兩國曾達成不成文共識，就是讓釣魚台維持現狀，雙方各自聲稱擁有主權，但會避免衝突發生，以免影響兩國關係和各自的經濟發展。假如兩國確實有任何一國希望製造事端、改變現狀，上述共識自會廢止；但假如衝突確由偶發事件催生，而中日兩國其實還想維持共識下去，就應避免各方因為種種內部原因而出現情勢錯判。事實上，中國既不願將事件訴諸國際法庭，又不會冒正面軍事衝突的風險出兵，改變現狀的籌碼十分有限，因此以往才有「擱置爭議」的提出。「擱置爭議、避免衝突」似乎已成了日方希望推進的政策，例如我們曾拜訪的一度被傳將任駐華大使的前副外相田中均就持這觀點，他在日本國內也不屬右派，甚至曾因對北韓過份容讓而被極右分子企圖暗殺。

在純學術角度看，中日早晚需要像中美那樣設立一個危機處理機制，讓雙方在必要時有接觸對方高層的直線渠道，這是筆者研究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時就主張的。以撞船事件為例，假如中日兩國均不希望被事件影響現狀，各自通報了並非刻意挑釁後，應可有理想得多的處理，例如讓日本扣留船長後極速放人，這樣既符合了日方聲稱的法律，也會得到變相立刻放人這樣能滿足北京的效果，雙方既能各自表述，對兩國內部激進勢力就能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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