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内阁部长与高级公务员之间的关系不能过于简单化地理解为一方全权主导，另一方完全服从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有很频密的互动，新任部长会向资深的常任秘书学习，以免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而较有经验的部长也会督导新任的年轻常秘。外交部长杨荣文昨天为前常秘严崇涛的新书“Dynamics of the Singapore Success Story: Insights by Ngiam Tong Dow”（《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动力：严崇涛之见》）主持首发式时，坦率地谈到部长与高级公务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他眼中，严崇涛是位睿智的常秘，当他刚擢升为新闻及艺术部（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前身）的部长时，第一次有机会同当时任财政部常秘的严崇涛共事，从中获益良多。杨荣文也道出两人之间共事的一段小插曲。“当时，他差点儿把兴建滨海艺术中心的计划给腰斩了，但多年后他却对我高度赞扬。当我们的国家图书馆系统要进行革命性的改革时，他当时全力支持，几乎马上批准我们的预算要求。他向来热衷于追求知识。”今年73岁的严崇涛管理公共部门的经验非常丰富，曾担任多个政府部门的常秘，包括交通部、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总理公署。他也曾担任经济发展局、星展银行（前新加坡发展银行）、中央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等多个机构的主席。这部新书收录了严崇涛从2004年至今的一些访谈录与演讲稿。他认为新加坡自1959年以来之所以能取得卓越的发展和成就，主要是因为我国持续不断地追求和吸取知识。“scholar”在本地是指奖学金得主杨荣文在演讲中也谈到我国的政府治理体系，并指出尽管我国政府是沿袭英国的制度，但同时也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观念。他举例指出“scholar”这个英文词汇，在西方国家如英国和美国，是指作学术研究的学者，但在本地，人们一般是把它认同为担任公务员、武装部队或警察部队的军官的奖学金得主。“在新加坡，scholar是负责行政工作，而非学术工作。实际上，这是以英文词汇来表达中国的观念，它已成为新加坡词汇的一部分。”他认为虽然新加坡只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华族，但我国的政治文化和架构显然带有中国色彩。这也是致力于改革公共行政体系的中国对于我国培养行政和政治精英的做法深感兴趣的原因。“每个中国考察团几乎都一定会对人民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的活动进行考察。中国领导人认定西方或印度的民主制度不适用于中国，不过他们在新加坡所看到的混合模式，却把他们吸引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