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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馬來西亞] 罪与罚 [打印本頁]

作者: gohtk 時間: 2010-8-20 12:09 AM 標題: 罪与罚

作者／唐南发专栏 Aug 19, 2010 12:40:38 pm$ C! Z2 g1 r& z; J+ F
                                                                                            . X( I1 C6 V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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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石崩云／唐南发专栏】二战结束之时，犹太裔的德国政治理论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斩钉截铁地指出，“战后欧洲的知识阶层不能再回避‘恶’这一个根本问题”。5.39.217.76# D: ~" d& g2 f
鄂兰是对的。在纳粹主义分子的“宣导”下，精神病患者、残疾人士、异议分子、同性恋和吉普赛人都被视为于社会无益而遭“人道毁灭”；犹太人在纳粹分子眼中的“原罪”更无需赘述了。
极权底下，人会不会思考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政府或上级俯首、对政党或体制忠诚，服膺于一套严谨规范社会秩序的法律，以此将自己塑造成“模范公民”。至于这一切的背后有没有人性的基础或对自然公正原则的检验，已经不重要，因为在国家和政府的眼里，自己已然是一等良民。) \9 b: W- X" {% h; Y& {6 @+ {
鄂兰后来在名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恶之平庸无奇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书中进一步把纳粹主义的暴行申论为“平庸无奇的恶”，点出当年对希特勒无限度支持，且执行迫害的并非什么狂热分子或反社会人士（sociopaths），而几乎都是平常兢兢业业、循规蹈矩的平民百姓。缺乏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希特勒搞不起这场浩劫。
纳粹时代的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把消灭犹太人和铲除社会上所有的“负资产”视为有利和正常，把“没有价值”的人命等闲待之；找到了参与这项工程的“正当”理由，人也变得自以为义（self-righteous），视不问自然公正原则而只问效果的司法程序为替天行道。人对不公义的事件麻木，甚至相信对任何不符合当下社会利益的人处以极刑是在节省资源，以为人死了，问题也就随之消逝。
虽然近年有人批判鄂兰“恶之平庸无奇”的表述方式过于笼统和片面，却不能掩盖欧洲人民因为纳粹所造成的灾难而对人性的邪恶有了更深刻的反省的事实，特别是对“自以为义”这种心态的检讨。这一切都直接促成了国际间对难民群体的保护措施，也间接迫使许多国家思考死刑存废的问题。# j( V$ s0 ^6 R3 ~1 v) y; e5 x2 u! \
报应性正义以惩罚为中心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 r6 T  h7 }4 H$ Z! u
杨伟光的案件至今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而支持与反对争取宽赦的都大有人在。固然，当中一些人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假设新加坡总统最终出于人道考量而网开一面，导致执法者按律究办却功亏一篑，会不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公信力产生严重质疑，即法已不法的问题？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l6 _7 J; b2 T* b' p. W* B1 ]# ~
要处理这个议题，首先必须了解整个人类历史上，刑事案的司法体系基本上遵循的是报应性的原则（retributive justice）。一个人犯了罪，就应该受到惩罚，特别是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类强调“以儆效尤”的国家，违反法律就等于抗逆国家的良好意图，刑罚应该越重越好。
这个过程中所忽略的，恰恰是人性层面的考量，而强制死刑（mandatory death penalty）尤其凸显法律的僵化和残忍。被告本身申诉的机会有限，受害人想为对方求情也不可能，因为法律规定超过一定份量的毒品，就是死路一条，没得讨价还价。
由于报应性的正义以法律、国家和惩罚为中心，结果常常沦为替天行道、自以为义的表现。杨伟光在接受初审的时候，法官认为他年轻，罪不至死而希望给他一条生路，却依然得遵守控方的规则。一些新加坡人愿意原谅杨伟光对当地社会造成的伤害而求情，也不得其门而入，何其荒谬。
意识到罪行的深层原因
相反的，修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看重的是罪行所造成的伤害，并尝试引导罪犯与受害人彼此谅解、宽恕与接纳，同时让社会和宗教团体参与罪犯的心灵改造。德国、澳洲和纽西兰对修复性的司法处分行之有年，结果发现许多民众在探访监狱以及同服刑者的交流过程中，往往更清楚地意识到罪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政府也更能够对症下药，全盘处理各类的社会问题。
换言之，伸张正义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寻求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修复与和解，让伤害得以复原，而非机械式地惩罚与杀害。  o7 C$ s3 r/ J0 A, U
再者，严刑峻法真的能够遏制毒品泛滥吗？不然。马来西亚的反毒运动已长达30年，但今天毒品的问题却是有增无减，因为贪污腐败、教育失败、社会贫穷和非人性的监狱和感化院才是根本原因，尽管处死了这么多运毒的小角色，真正的大毒枭依然不断在诱使年轻人犯法。
纵使是新加坡，冒险吸毒的依然大有人在。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2007年吸食海洛因的人数同前一年相比，暴增了600%。该国政府关起门来肃毒，必要时将运毒者问吊，却不处理国际化的毒品运输问题，也缺乏人性化的辅导和感化机制，回应这些挑战比把死囚送上刑台要艰难万倍。# Z( j: a2 r/ _7 m  m: D
严刑峻法无法感化民众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显学》中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
由此可见，法家并不相信任何修复性质的工作能够将罪犯改造成新人，反而是借立法来立威，遏制民众犯罪的心理。这种通过严刑峻法树立君王威望的手段固然能取得一时的效果，却始终无法感化民众，因为百姓最终只为了遵守法律而独善其身，丝毫不理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
诚如吾友黄进发于日前的讲座会上谈及的，新加坡监狱当局表明不会允许杨伟光所抄写的心经曝光，或许正是害怕此举将引发民众思考强制死刑的替代可能，从而质疑该国政府的“威信”。4 l: q& w+ d% V( ?. k% }0 L/ y
生命的价值
认定死刑就能解决罪案的人，本质上和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主张以极刑处决弃婴者没有分别。由于非人性的处分破坏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罪犯与受害人/公众之间的关系从此处在敌对状态。只要犯了法，不计轻重，那个人的生命就变得没有价值，无需留其活命，浪费纳税人的钱。如此一来，我们能够期望社会取得真正的谅解与和谐吗？: D' P; t: {  J* S- z9 Q+ Z# Y( m8 v* J
杨伟光（右图右）的可贵之处在于重新让我看到生命的价值。尽管我们都有各自的信仰，他却已是我生命的导师之一。声援他，绝对不是因为他个人而已，更大的程度是看到强制死刑对于社会关系长远的伤害，因为纳粹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种种的极权灾难已经清楚说明严刑峻法无法产生有能力独立思考的民众，以至给他人再生的机会也显得比探讨哲学问题还困难。1 R: B! R, j! N6 T
杨伟光个人或许已将死亡看透，但此刻拒绝宽恕他罪行，而执意由法律裁决他死刑的人，如何能保证他们未来不会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司法体制的受害者？他们到时候会渴望社会的宽恕吗？7 g9 H) g! u* s7 y0 C

. J( M! z5 a5 a3 n" o唐南发是时事评论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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