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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经济危机与威权体制崩溃: 评马印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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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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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0-8-9 11:01 PM
標題:
经济危机与威权体制崩溃: 评马印比较研究
作者/饶兆斌专栏 Aug 09, 2010 11:59:0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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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杏坛/饶兆斌专栏】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同属于紧随“亚洲四小龙”的所谓“亚洲小虎”。苏哈多和马哈迪同倡“亚洲价值观”,认为政治威权配合经济开放造就了亚洲经济发展的辉煌纪录。但金融风暴打破了这个神话,不过,印马两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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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在位32年的苏哈多被逼下台,由苏哈多构建的“新秩序”(Orde Baru)威权体制崩溃。马来西亚同样面临金融风暴,同样有着广泛的“烈火莫熄”运动,国阵政权却安然度过难关。金融危机为什么在印马两国有不同的政治结局?托马斯佩宾斯基(Thomas Pepinsky)去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危机与威权体制崩溃:印尼与马来西亚之比较》(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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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佩宾斯基不是第一个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有的学者认为印尼的经济倒退比马来西亚更严重,所以整个体制的崩败是无可避免的。另有人认为巫统比印尼的执政党专业集团(Golkar)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渗透力更强韧,因此能顽强的度过这个经济危机引起的政治危机。也有一些专家从政治制度上解释,认为马来西亚相对“柔性”的威权体制(所谓的soft authoritarianism)比起印尼的高压式威权体制更加能够承担政治危机的冲击力。对这些不同的理论解释,作者一一批驳,指出它们的弱点。他认为他所提出的理论更加全面和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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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宾斯基的理论相当简单但却颇有创见。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没有一个威权体制的执政集团能孤立于社会之外,而具有绝对自主性。无论是民主或威权体制,其领导集团仰赖社会的政治支持,政府的政策不能违反其社会支柱的基本利益。政权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决定于这个政权依赖哪种社会支柱的支持。佩宾斯基以非常简化的方式将社会的政治支持者分为三类:一、流动资本拥有者(mobile capital),就是其资产能够轻易跨国转移的,如钱、金、个人技术与能力等);二、固定资本拥有者(fixed capital),就是其资产不能够轻易跨国转移的,如土地、工厂、资源开发权等;三、劳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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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印社会支持基础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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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宾斯基认为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威权体制最重要的分别是:前者的社会支持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联盟,体现为少数和苏哈多政权关系密切的华人“大款”和拥有军方背景的大量本土企业;而后者的社会支持是固定资本和劳动群众的联盟,体现为由政府扶植马来商界精英和马来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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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金融危机时,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对政府政策有不同的偏好取向。流动资本倾向于传统的药方,即保持资本与金融收支帐号(capital account)的流通,而固定资本则倾向资本控制的措施和扩张性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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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尼的体制仰赖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联盟,无可避免的,政府应对危机的对策“顺得哥来失嫂意”,造成朝令夕改,无法执行一贯的政策。这个联盟分裂时,也就是威权体制崩溃之时。而马来西亚威权体制的社会支柱,即固定资本和马来大众的联盟,在应对金融危机上并没有政策取向的冲突,政府的对策凝聚性和连贯性强,联盟没有分裂,威权体制得以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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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验证这个理论有很大的难度。作者必须首先考察商业集团的企业性质(哪些是以流动资本为主的商业集团,哪些是以固定资本为主的商业集团),以及它们和执政精英的关系如何。再次,作者也必须证实流动和固定资本在经济危机时的行为是否如他所言,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偏好,对政府有不同的要求和影响。最后,作者必须证实社会支柱联盟的分裂(或不分裂)如何导致政权的崩溃(或延续)。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三至第七章),正是以这个思路铺开,逐步的以大量的事实、数据、报章资料来验证这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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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稳固可保威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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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推动民主运动的人士来说并不鼓舞,作者在结论章节中也如此承认。威权体制的崩溃的最大原因是支柱联盟的分裂,和普罗大众或社会运动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本书几乎没有提到在印马两国同时兴起的“烈火莫熄”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只要威权体制的社会支柱联盟保持稳定,这个体制的生命力可以很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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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说,只要国阵政权的社会支柱联盟(固定资本与马来大众)牢牢巩固着,国阵将会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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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总结章节中提出,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会有不同的政策和政治作用。金融危机会一般威胁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联盟,但如果经济危机是由产业危机引起的,那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利益和对政府的要求将会一致,而资本和劳动群众则会有分裂。在这种经济危机下,以固定资本及劳动群众联盟为基础的体制将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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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有其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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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作者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显示出其一流研究者的功力。他的结论也许会使许多人不舒服,但研究的科学性不容轻易否定。虽然如此,这项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威权体制的结束是否只有经济危机下崩溃一途?虽然大部分的威权体制是如此,但经济危机并非威权体制崩溃的唯一因素。剧烈的崩溃也并非威权体制的唯一结果,有的自我转型成功(如台湾)。而且,如果沿用这本书的理论,它并无法很好的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阵政权在2008年大选的惨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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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威权体制崩溃之后,民主体制建立也不是一定的逻辑结果。威权体制的崩溃也许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可以是军人上台,可以是地方割据,谁说民主化一定会到来呢?这里,威权体制下的民主社会运动就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一个广泛持续并有号召力的民主运动,即使在促成威权体制崩溃方面没有主要贡献,但在促成崩溃之后民主制度的确立却有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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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把社会大众简单的依经济利益划分为三类(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劳动群众),这种划分否定了意识形态、宗教、政治文化等等因素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人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否真的只有经济利益挂帅?这一点,作者很有自信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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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政府提出和宣传“新经济模式”,阅读此书最适合不过。根据这本书的研究,一个政权的政策是不会违反其社会支持者的利益的,无论如何推陈出新都不会跳出这个局限。当然,政权的社会支持联盟也并非一成不变,但任何转变都是逐步的,需要长时间,并非一夕之间达成。以这个思路来看,“新经济模式”只是现行体制的修补,决不会有什么“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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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兆斌是美国东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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