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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資深媒體人在看了港台片集《坐看雲起時》後對我說，我從事媒體工作中有幾件令她印象深刻的事，影片都沒有提到，一是主編《九十年代》時對江南情報信的處理，二是汶川地震發生後我寫的「天譴論」，三是梁游被DQ時我在言論上對他們的支持。這三件事都是我掌握自主輿論之後，面對群情的獨持己見的堅持。電影只有50分鐘，是不可能把這些事情講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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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從事文字工作的漫長生涯中，大致而言，前半生是「不畏權勢」的掙扎，後半生是「不畏群情」的掙扎。本打算順序陸續寫來，但近來見到「國家領導人」梁振英不停地就我的「天譴論」等文章作攻擊，我認真地思考了有關的概念並有了些新想法，於是想先寫寫對這些方面的領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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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U' w" z, K5.39.217.76梁振英連續重複說，「四川汶川大地震，李怡說是天譴；泰國布吉海難，李怡說是自作孽；港區人大代表去世，李怡說是報應。」並推論出：「李怡卑鄙下流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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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仔細談談他提到的天譴、報應、自作孽這三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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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天譴。雖是11年前的文章，但許多讀者仍然誤認為「天譴」是我的「發明」。梁振英也隔一段時間就拿來挑剔。文章是2008年5月汶川地震翌日我發表的，題為〈災難頻仍 積德消災〉。在當年大多數香港人仍然對中國有好感、對北京奧運有期望、對受難災民充滿同情的社會氛圍下，我的文章引來洶湧群情。儘管文章已經清楚地表達「天譴」是對掌權者的非科學的警示，而不是「天譴」災民，但在當時的批評聲音中，很少人細研我的語義。- v, b2 u* f( S3 ~. S4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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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天譴」論的認識，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從著名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的文章讀到的。他的文章說「我們需要科學的，也需要非科學的」，而所謂「非科學的」，就是「由災異表現的天意的古老傳統」。當年我的思想還比較左，讀後有點反感。但後來中國的人禍災難頻仍，我重讀徐先生編進書中的此文，發覺自己當年根本錯看了這文章。徐先生並不是贊成非科學的「由災異表現天意」的傳統，相反地，他說孔子的合理思想，本已把這種非科學的古老傳統淘汰了。只是到了漢武帝，由於皇權專制的高壓，中國知識分子籠罩在黑不見天的氛圍中，不能正面批評時政，只好把這古老傳統搬出來，以災異警告皇帝不得過份胡作非為。「這種非科學的東西，在黑暗的宮廷專制中，沒有方法不承認它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徐先生的文章，與其說是提倡非科學的古老傳統，毋寧說是在文革黑暗時期所發出的無可奈何的感懷國是的沉痛呼聲。) o0 Z# N8 p* f; r1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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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08年寫的有關天譴的文章也是這樣的思路，文章講當年發生的膠濟鐵路火車相撞、西藏騷亂、連綿的手足口疫症，在連番災難之後來了地震。過去的帝王時代，地震常被認為是老天爺對統治者的警告。這種非科學的「天譴」，常發生在帝王得意忘形之時，它能迫使帝王將他的殘暴統治略為收斂，甚至下「罪己詔」。我希望中共的掌權者也從這種非科學的警告中有所醒悟，對任由貪污蔓延、鎮壓示威、拘捕異見人士、壓制言論自由等苛政有所收斂。7 b6 b) W$ X8 F& D
6 F% F5 B, c" X: z2 k# m9 i1 I* B我一直自辯我的文章沒有說地震是天譴受難的災民。但其後我的想法有所改變，覺得天譴既是對掌權者也是對人民的警告。明天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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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K& b李怡 |
發表於 2019-5-7 09: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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