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世道人生：暴動的社會土壤 - 李怡

1967年，文革瘟疫傳來香港，左派發起動亂，我也從出版一份軟性的青年刊物，轉往左派宣傳出版機構，從文藝青年踏上開始編寫政治書刊之路。5.39.217.76( Z0 u4 s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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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暴動的發生，除了受文革影響之外，香港當年的政治社會環境，也提供了土壤。

1949年中共建政後，香港人口從戰後的50萬，增至60年代中的300多萬。大陸移民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中國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使避秦而來的香港居民，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能夠在英國殖民地保護下擺脫極權統治的恐懼，能在公平法律之下「安居」，並得以各顯神通地「樂業」，已經很幸運了。但鄰近的強權使人們不安，許多人把香港當作跳板，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絕大多數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對香港政治體制沒有興趣，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以香港作永久的家。香港那時的報業十分興旺，不同類型的報紙有幾十種，除了幾份左報以公元紀年顯示日期之外，其他都以中華民國紀年。報紙以香港社會新聞為報道重點，市民對香港本地的政治新聞全無興趣，報上的政治新聞都是國際新聞，而國際新聞就包括海峽兩岸新聞，即使電台和電視台的新聞報道也如此。! j) p7 i% k$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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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地人都不把這地方當永久的家，作為香港統治者的英國，會怎麼想？貪污？這是華人社會，給點黑錢可能是華人習俗，就由它去吧！工人權益？絕大部份工廠都是華人資本，又有源源不絕的新移民勞工，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政府何必去管？英國將他們的法治傳統在香港貫徹，定下規則讓公務員和市民都嚴格遵守，已算盡了殖民政府的責任。至於為市民解決住屋、交通、福利，特別是照顧底層工人的權益，這些主動的城市建設，那年代的港英並不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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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規則平等，但市民所處的階級並不平等，洋人和華人的地位也似乎不平等。社會貧富分化，窮人缺乏福利保障。隨着60年代社會整體的經濟改善，教育開始普及，公平社會的觀念開始出現，於是有了些反殖風向。

我走過苦難中國，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理想。出身、少年經歷、所受教育和閱讀經驗，都使我天然地關懷弱勢，覺得自己要站在貧困階層的一邊，為他們說話，視之為從事文字工作者的責任。加上受我工作圈子的群體影響，在新蒲崗工人舉毛語錄呼文革口號爭取權益受到警方壓制後，我被調去做左派宣傳工作，基本上也出於自願。' [: y% c0 `& N/ i% {* h

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不是自發的抗爭運動，黨組織在操控所有進程。我願意接受領導，也願意靠近組織。但當左派的行動越來越誇張，左派群眾的感情越來越趨於極端，而使我感覺到虛假時，我開始猶豫了，畢竟追求真實是我的職志。. C0 r: o+ R- I"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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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出版界的一位黨員領導人，為躲避可能被港英夜間緝捕，就常在晚上躲到我獨居的寫字樓房間借住。有一晚，他對我說，你也不想只是當一個普通群眾吧？我知道那就是入黨的試探了。我記得那時猛然想起魯迅晚年拒絕被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收編，於是我就有點裝儍地把話題岔開。這應該是我最接近中共黨組織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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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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