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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x( u e9 ]% ^: t3 R- D5.39.217.76大陸文革爆發，香港左派暴動，1966、67年給我帶來思想、生活、工作上極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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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生活不能如常了。在1966年以前，妻子在深圳教書，我每周或隔周的周末回深圳探望她和女兒，而每逢她學校放暑假寒假，她都申請到香港來與我團聚十天半個月。這樣分隔兩地的生活不理想，但沒有成為我們的感情或婚姻生活的障礙。文革爆發後，在仇視美英帝國主義的極左思潮下，她有一個香港老公成為「原罪」，受到群眾大字報的批判。莫說批准她來香港了，連申請她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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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周回深圳也多了些困擾。以前大陸邊檢人員都按規矩辦事，雖然手續繁多，但不會刁難。文革後，不知怎的，邊檢的成年人忽然換上了一批十多二十歲的青少年。他們問你有沒有學習毛主席著作，要你跟他們一起讀毛主席語錄。還會問一些難回答的問題。比如有一次問：「你回來深圳做甚麼？」「我愛人（大陸那時對妻子的稱呼）在深圳，還有兩個女兒。」「我問你來做甚麼？」「看我愛人呀！」「看她做甚麼？」「談談話吧。」「談甚麼？」我真是說不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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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深圳，文革瀰漫着一種動盪的、不可捉摸的、不安的氣氛。妻子不用教書，每天開會學習，大字報對她的批判不算兇，但讓她思緒極不安。到1966年8月，她跟革命師生一起擠在人疊人的火車上，去北京天安門廣場見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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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R" _8 k& S0 R( G; H& |* x/ [5.39.217.76工作上，自六七左派暴動開始，我創辦和主編的《伴侶》半月刊就被中共接管，據說是由《青年樂園》系統經營，銷路一落千丈以致結束收場。而我就被調回到上海書局並開設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左派宣傳小冊子，被定性為二線出版品，有別於出版中共文件的紅色書店。另外，出版界領導者認為我有寫作能力，叫我負責撰寫出版界的宣傳文章。我寫作從來不願意寫別人講過的話，但這段時期我卻必須重複又重複地寫一些空洞口號。, n/ r8 R2 ?; H4 f* K) m, b
8 p5 l& k4 m1 _. F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現實的生活和工作我勉強適應，但思想上的混亂和激盪卻一刻不停。在抗戰時期成長，一直受左派作家的作品熏陶，我自認是一個相當堅定的愛國者。對社會主義思想，我不是僅僅讀過《大眾哲學》和《共產黨宣言》，我還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並予以通俗解讀寫成一本《經濟學初步》，也研習過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和組成部份。我追求人與人的平等，反對剝削制度和造成的貧富分化，相信「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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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D+ b8 l5 b5.39.217.76反右和大躍進所造成的挫傷，尤其一些我仰慕的作家被打成右派，使我痛心，但我仍然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最高領導的問題而是下面執行的問題。當文革開始，我看到各級當權人物被「群眾」鬥倒，似乎毛澤東找到一個方法，用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去洗滌執政黨的污泥濁水。「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字報、大辯論一定能夠分清是非。$ |& y) X- g* F
, C4 g! b! a) |, R2 I在大陸生活十多年的妻子，卻私下對我說：甚麼群眾？都是群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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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讀的書沒有我多，醒悟比我早。我那時仍然在半信半疑中掙扎。今之視昔，許多人或會奇怪為甚麼我那麼冥頑不悟。但怎麼說呢？那就是當時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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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發表於 2019-4-23 10: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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