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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21歲，那年第一次向《文匯報》的「文藝」周刊投寄一首短詩，在名家雲集的每周只有一版的「文藝」中居然刊出了，使我的自信大增。其後，我在那裏發表許多新詩、文藝評論和小說，又用李無言的筆名在《大公》《文匯》的副刊投稿雜文，也總會刊出。就這樣，我步入左派文壇，算是一個新崛起的青年作者。那時候的寫作，大都有很強的左派傾向，也就是服從「文藝須為政治服務」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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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6 c# ^2 r! Rtvb now,tvbnow,bttvb那幾年，是大陸文化界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到反右派運動的極為反覆動盪的時期。先是毛澤東號召「雙百」，1956年中國主要的文藝刊物《文藝報》和《人民文學》提出「干預生活」的創作口號，要作家去揭露官僚主義和社會陰暗面。接着，《人民文學》連續發表了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等作品，掀起了干預生活的文藝創作潮流。這些作品不僅有相當高的藝術水平，而最重要的，是那一股直視社會矛盾的不可抑止的激情。那時我開始覺悟到，為政治服務並不是要做聽從號令的乖乖牌，而是要正視官僚的刻板任事，以批判精神投入自己的政治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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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來的1957年的反右運動，卻使所有這些干預生活的傑作，都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我後來在1982年和1988年兩次跟訪美的劉賓雁作過長篇訪談，他實際上是一個頑固地愛黨愛國信奉社會主義的熱情作家，他少年時代就參加共產黨，曾經是備受信任的新聞工作者，但就因為他真心相信他的主義他的理想，以為揭露問題有助於問題的改正，而不知道當一個政黨掌權後，權力就不再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是權力本身就成為目的。' X2 i- L! c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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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對思想言論自由的壓制，所有的「統一思想」，一定會給社會帶來大災難。中國反右以後，即發生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大災難，全國餓死3,000萬人。接下來是毛澤東退居二線，中共對經濟和言論的控制也放鬆了。從大饑荒後，到文革前，是文化界的另一次小陽春。本來屬於中共最信任的宣傳能手、《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在報上的雜文專欄「燕山夜話」和「三家邨札記」，才情與思想並茂，我從中吸取不少養份。記得其中的名篇有《偉大的空話》和《專治健忘症》，嘲諷社會的空話已經普遍化，而許多人都患了健忘症，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成為常態。鄧拓在文革開始時受衝擊而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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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和文革時，對這些敢言的作家文人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但沒有一篇是寫得有說服力的，更莫說寫得好了。我念念不忘的反而是那些被批判的作品。我那時身在左派陣營，仍然相信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但從受批判的作品中，我想到的是：直面社會現實，敢於揭露陰暗，敢於說出大家明明看到卻不敢面對的真相，才是一個真正的寫作人。尤其是，置身在一個仍然有言論自由的社會，這更是寫作人不能迴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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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發表於 2019-4-12 10: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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