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 根治「拖延症」中國如何破難題

根治「拖延症」中國如何破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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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年的全國「兩會」在北京落下帷幕。在二○一六這個朝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邁進的開局之年，如何緊密圍繞結構性改革的大議題，將會中的所議所決落到實處，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治理等諸多領域展開一系列攻堅戰，對整個執政團隊來說，責任重大且刻不容緩。中國官場政令不暢久已有之，若想改革如期推進，須下猛藥根治政壇「拖延症」。

二○一六年，中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執政者，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一方面，「十三五」規劃需要加緊實施，僅就其中經濟領域的重點任務來看，包括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促進進出口貿易等等，無一不是棘手難題。另一方面，中國面臨的國際局勢及周邊環境不容樂觀，南海、朝鮮半島等敏感區域更有緊張態勢隨時升高的可能性，北京與香港、台灣的互動也需要慎之又慎地應對。

這樣的內外部形勢，顯然不利於改革攻艱的開展，但時機不會等人，迎難而上是中國無可選擇的選擇。而當前的種種形勢變化，以及改革任務的吃重，需要執政團隊上下一心、精誠團結、共同應對。然而長年牽絆官場的「拖延症」至今久治不癒，可能會給中國深化改革的進程造成重大阻礙與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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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每年的全國「兩會」來說，數千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在這一國家級的參政平台上共商國事，國務院、中央各部委亦通過發佈工作報告或召開記者會的形式，對社會各界不斷釋放下一步的施政訊息或工作目標，看似有條不紊、鼓舞人心，然而一待「兩會」閉幕，其中的某些政策、措施、工作目標或者被歸入「故紙堆」，如泥牛入海無音訊，或者雷聲大雨點小，似虎頭續上了蛇尾。

比如這兩年財稅改革推進速度低於預期，以致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不得不將「在五月一日全面落實『營改增』」着重強調。再比如，中央政府通過三次全會推出系列改革舉措，已基本完成了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頂層政策設計，但數年過去，大部分相關政策依然是「空中樓閣」。

某些領域的改革進展緩慢，與改革難度緊密關連——像反腐敗專項立法遲滯，就涉及是否能按中國的實際情況，將黨紀、國法、刑法、行政法囊括在一個制度體系內的問題；再如已多次列入立法計劃的行政覆議法至今未提交審議，也涉及各級政府部門對覆議體制的共識問題。

然而更多的施政遲滯，源於妨礙改革的各種阻力。這種「拖延症」越到近前越明顯，一是與此前疾風驟雨的打虎拍蠅反腐風暴，以及日漸收緊的政治風口有關——不少官員抱着「少做少錯」的心態處理政務，缺乏推進各項改革措施的激情與勇氣；其二，則是與地方主義與本位主義有關。在「實用至上」的從政信條之下，選擇性地解釋、執行來自中央的政令，於己有利的大做特做，於己不利的置之不理，客觀上助長了惡性競爭、導致市場扭曲、資源浪費的嚴重後果，甚至陽奉陰違、欺上瞞下，歪曲政策以權謀私，嚴重侵害民眾權益。

「政令難出中南海」的現象，早在胡溫執政時期已經顯現，於今情況不見收斂，說到底，還是基層普遍存在「山高皇帝遠」的心態。前兩年湖南省婁底市房地產管理局擅自延長春節假期被曝光，當有記者詢問該局為何不按國務院規定放假時，得到的答復竟然是：「國務院？好遙遠啊！」

「兩會」落幕，如果會中的決策無法落實，中國各項改革的頂層設計就無法實現「最後一公里」的跨越。而要將「遙遠的國務院」變為有切膚之痛的督政之鞭，不僅需要類似巡視組的「欽差」，更需要花心思費力氣，在各級官吏中樹立執政為民、大局為重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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