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喬: Benedict Anderson未完成的著作5.39.217.76: n" Q# f2 \: u: L% a( 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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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去世了。不少愛好人文社科知識的朋友，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想像的共同體》（1983），也可能聽過這類說法﹕「民族」並非從祖先承傳到今天的文化傳統，而是在近幾百年才慢慢由諸多因素組成的友愛關係，是現代的文化產物。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我們自古屬於某某民族」的政治宣傳，此書居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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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H+ q' B7 H0 q9 K: e2 w, t( v5 Q 可是，最精彩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論證過程。大二時初讀此書，只有驚歎。我實在不想以拙劣的文字簡介此書，貶低作品的澎湃能量（就像我們都不希望好電影被劇透）。沒空讀書的朋友，可以先上網找找吳叡人教授的〈認同的重量〉。那是華文世界最好的導讀文章。而我始終認為，安氏有點像一位藝術家，我們不用單單聚焦於某件作品和概念，而是可以去認識他的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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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理論家，也是東南亞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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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氏去世，歐美及華文媒體往往強調他是民族主義理論家。其實，視他為東南亞知識分子也同樣準確。安氏生於中國昆明、於英美受教育、拿愛爾蘭護照，但他研究、長期活動的地區始終是東南亞。有印尼學者說，安氏可以用爪哇語說笑話和思考，比印尼人更像印尼人。1972年，他因為一份著名的研究，分析了印尼大屠殺而被政府禁止入境。於是他轉而學習泰語。在泰國，安氏同樣認真看待文學和政治。他出版過有關泰國短篇故事的研究。也有泰國學者說，他談及1970年代泰國政變的論文，至今仍然是不能繞過的經典。1979年，美國國會邀請他為東帝汶（當時被印尼佔領）的情况作證，他開始接觸東帝汶獨立運動人士。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又促使安氏學習塔加洛語和西班牙語，深入研究菲國。1999年，安德森重回印尼。記者Scott Sherman如此形容他的回歸﹕「在雅加達一家酒店，62歲的安德森穿著淺色襯衫和休閒褲。300人——有印尼將軍、資深記者、老教授、學生和好奇的路 人——包圍着他，緊張又耐心地聆聽。安德森用流利的印尼語，抨擊政府不敢正視當年的大屠殺。」tvb now,tvbnow,bttvb) T W h, ~6 A5 s6 z1 I*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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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所限，不能詳談。我只想指出一點﹕安德森最有趣的地方，不是他寫出了被不斷引用、impact factor爆燈的民族主義理論；而是他在東南亞這個空間裏細心觀察事件、認真學習地方語言、連結人群、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以生產知識作為介入社會的方法，把地方經驗概念化成可轉移啟發其他文化圈的「普世」理論。每項行動環環相扣、互相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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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共同體》是明顯的例子﹕他寫書的出發點不是「好，我現在要建立一套理論」，而是他首先觀察到70年代末中國、越南和柬埔寨（都屬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戰爭，深深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無法領略民族情感。而假使他沒有讀過菲國國父JoseRizal的小說《社會之癌》，又大概無法建立出「不認識的陌生人也可以身處同一民族時間」的著名觀點。所以，印尼《雅加達郵報》稱安氏為「印尼學家」（Indonesianist），而泰國《曼谷郵報》稱他做「亞洲學者」（Asianscholar）。安德森的書既是抽象的理論，卻也難以跟他在東南亞的活動切割。他曾說﹕「把現象理論化，好比觀察水滴。你首先只會看到水，但當你拿起顯微鏡，現象已完全不同。理論是理解長期現象的框架，但我感興趣的是人們的真實生活，而非抽象的理論」。tvb now,tvbnow,bttvb9 E5 ^2 q3 n% B0 B3 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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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概念﹕基層的世界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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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N5 z* O- v* M1 J 安德森最後所觀察的「水滴」是什麼？印度史學家Ramachandra Guha在《加爾各答電訊報》的悼文說，安氏有兩項未完成的研究﹕一，研究大英帝國如何把酋長國轉化成保護國、王國、及民族國家；二，研究一位活躍於20世紀初中期的作家Kwee Thiam T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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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個訪問裏，安氏都說Kwee是他在現代東南亞中最崇敬的人之一。1963年，他在雅加達的二手書店找到Kwee的書。Kwee混合多種語言寫作﹕印尼語、荷蘭語、爪哇語、英語、福建話。他的政治立場屬於邊緣﹕以左翼姿態支持印尼獨立，卻又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批判荷蘭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又廣交來自帝國的朋友──包括一位在戰時駐守印尼、經常探望他母親（借此懷念自己的日本母親）的日本中尉。反帝的Kwee也支持中國，卻又討厭蔣介石、鄙視印尼華人貪婪、虛偽又膽小懦 弱。而且，他也為自己不懂中文而自豪，甚至一生也沒離開過印尼。 5.39.217.76' Z9 d* e1 q' F4 i' B7 h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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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氏認 為Kwee是位有趣的印尼民族主義者——追求獨立、從沒出國，卻又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義者。Kwee總是說，外國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印尼人必須保持開放心態、不斷學習，不要讓外地人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是，這不意味全盤接受外來事物，也不意味膽怯和懦弱。在幾個訪問裏，安氏反覆說這叫「基層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這種毋須移動、扎根地方的世界主義，跟去旅行玩樂是兩碼子事。2014年，安德森接受專訪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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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層面，許多人認為實現『世界大同』和旅遊差不多，一兩周的時間就可以從紐約飛到巴黎再到東京玩一圈。實際上，『世界大同』意味着在絲毫不放棄民族主義情結的情况下，對其他民族的人敞開心扉，暢談自己的價值觀和歷史…Kwee除了晚年為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女兒和女婿做保母之外，一生從未離開過印尼。他 也從未去過中國，不過他從那些或善或惡的外國人——荷蘭人、日本人、英國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澳大利亞人——那兒受益匪淺。他閱讀極為廣泛，而且是個極左派的印尼民族主義倡導者，曾因言獲罪而被囚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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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2 Z4 _; }% W% Y( [* @; Itvb now,tvbnow,bttvb 在香港看到安氏的「基層世界主義」，甚有啟發。近年，不少討論都受困於這種對立﹕在地的「共同體情感」很快被視為非理性的「排外情緒」；稍為「包容」和猶豫的態度又立刻被指責為不負責任的「離地」。要克服這對立，Kwee似乎是很有趣的案例——居於本土，追求社群自決命運，同時又可以帶着社群情結、不卑不亢地尊重、包容和 虛心學習周邊文化的優點。明年7月，安氏的自傳A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將會出版。我們會得到更多線索。 |
發表於 2015-12-20 08:0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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