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程翔: 校委會手上一票應如何投？

程翔: 校委會手上一票應如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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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校委會將於9月29日表決副校長候選人陳文敏的任命。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校委會的每一票，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香港大學乃至整個香港未來的命運。

我這樣說，絕非無限誇大香港大學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因為「雨傘運動」的原因，使香港大學很不幸地成為大陸與香港兩種意識形態交鋒的中心。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歷史的因緣巧合，使「一國兩制」的尖銳矛盾，很不幸地集中反映在陳文敏的任命問題上。這對陳文敏本人，以及校委會委員來說都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都不幸地被歷史選中要背負起這個沉重得難以承受的重擔。$ [% ?: m$ a2 _! m  I! J

在這種時空背景下，校委會各委員應該如何投他(她)手上的一票呢？筆者提出兩個原則性的問題以供參考。6 _  p; R; B( t! x$ ^/ V; A0 B

首先，校委會各委員在投票時，他們務必以香港社會的信託人 trustee 的身份來投這一票。* q, W' f$ j2 Z( _0 v4 U  a6 D

香港大學在2003年發表的《與時並進》報告（即關於改善香港大學管治的報告書NILAND REPORT），十分重視校委的信託人角色。該報告對加強香港大學的管治，共提出17項建議，其第一項建議就是明確提出校委是信託人身份。它說：tvb now,tvbnow,bttvb5 e/ z1 [4 _3 p0 L1 r9 c( F+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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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委員會應被視為大學實際的最高管治機關，委員人數應規定在十八至二十四人之間，每名以個人身分獲委任或當選委員的人士，應以信託人身分出任委員，而非某特定組織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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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雖然校委會的委員由不同的任命管道進入校委會，一旦成為校委會成員，他們都只能代表香港公眾，去維護香港大學的最高利益。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原則。5.39.217.76/ ], ~6 y* I( B3 B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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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校委會裡有一個人大代表、五個政協委員，他們個人可以有其強烈親北京的政治立場，但希望他們參加校委會的工作時，要明確自己的身份是香港公眾的「受託人」，應該是代表香港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北京的利益。7 e/ e* k% R2 G+ w; o& ]7 n  p

其次，校委會必須努力排除在副校長的任命問題上來自北京的種種干擾。根據筆者的初步統計，自從去年11月26日到今年9月5日，《文匯》、《大公》共發表了350篇攻擊陳文敏教授的文章，正是因為這種干預，使陳文敏的任命一波三折。從左派報紙的攻擊可以看出，事情已經遠遠超過一般大學校長的任命問題，而是涉及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北京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校委會委員們作為香港公眾的信託人來管理香港的大學，應該敢於捍衛香港的意識形態。tvb now,tvbnow,bttvb! I0 ~0 {* c! t

在強調上述兩大原則後，我們再來看具體問題。校委會的投票將決定：5.39.217.76; u$ W- ]6 w* K7 D* f

第一，香港社會長期來形成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傳統能否得到捍衛？

從香港大學一百多年前建校開始，香港就形成一個「政治不介入大學管治，不干預學術自由」的優良傳統。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這樣形容當時的大學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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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見《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5 Q4 U8 P$ D9 d& s4 M

換言之，當時香港大學的前身，為孫先生提供一個「學課較優、地較自由」的環境，使他可在大學裡「大放闕詞，無所忌諱」。可見香港大學從建校伊始，就形成了「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傳統。而這種風氣，也使孫中山先生能夠建功立業。' E; z, t2 _* w( C5 C) M' o* M: K+ t
香港大學是這樣，香港其它高等教育機構也是奉行這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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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不久，香港政府開始組建崇基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當時負責組建該書院的「崇基書院創建臨時委員會」於1954年7月27日向行政局(即今日的行政會議)提交一份報告時就明確指出：「委員會認為應該創造一切必要的條件讓崇基書院能夠發展成為一所自主的機構。」

The committe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Chung Chi College should be given every opportunity of developing as an autonomous institute.（見殖民地事務部檔：CO/030/179）。* i2 E7 M4 T9 l2 q' N4 o: v$ P. ~

該報告說，在草創之初，不但需要政府財政上的支援，還需要政府對學院的學術課程有所關注。但「委員會希望這種政府關注會隨著時間而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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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委員會向行政局提交備忘錄時就指出，獲取政府撥款(一百萬港元)和批地(馬料水)的七個條件之一是「制定並執行一套適用於院校自主的管治方法」。該備忘錄的第六段《貸款的條件》更明確指出：「港督的意見是，雖則有必要保證書院不會在財政上或教育目標上出軌，但不恰當的政府干預將不利於學院。他建議，作為貸款的一個條件，是港督委派不多於兩人參加管理委員會」。(見殖民地事務部檔： CO/030/179，文件原件見本文附圖。相比之下，現在特首在香港大學校委會裡可以委任六個人，歷史可以倒退，信哉！)。tvb now,tvbnow,bttvb& U! K8 K* L+ r3 W7 k7 X

從上述檔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從崇基組建之初就植入「院校自主」的概念。可見即使在殖民地時期，大權獨攬的港督也懂得尊重並培育大學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原則。正是因為殖民地時期已經懂得奉行這些原則，今天香港有三家大學能晉身世界50強之林(根據 QS 2015年排名，它們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2 h: |. s2 z/ B/ z% a* N

但是，在陳文敏事件上，我們看到有一股政治力量意圖改變這個傳統。在《文匯》、《大公》多達350篇「批陳」文章中，筆者注意到中共在港筆桿子周八駿先生的鴻文《院校自主能超越政治嗎？》（載《大公報》2015-08-06）。文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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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學的院校自主都不可能脫離政治。西方的所謂院校自主就是西方政治在高等院校的表現形式之一。香港大學以及其他高等院校，是西方教育制度的花果，所承繼的就是為西方政治所主導的院校自主。。。。
既然所謂院校自主從來就不僅不脫離政治，相反是體現或服務政治，那麼隨著政治變遷，院校自主傳統模式必定受衝擊而發生變化。。。。公仔箱論壇6 K6 Z- y3 ^2 a  s
香港從長期受英國管治到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歷史性轉變，必定重塑香港政治，也必定要求香港的院校自主模式發生同香港歷史性政治巨變相適應的深刻變化。/ e, V4 T  Y* ^' e/ P' N6 M

這篇文章，是要說明回歸後，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大學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傳統，也要跟著變化。這正好說明中共這次高調介入陳文敏的任命事件，是企圖「重塑香港政治」(周八駿先生的原話)工作的一部分。觀乎此，則校委會委員這一票實際上就是選擇維持香港「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優良傳統，還是選擇因應政治變化而放棄我們的優良傳統。面對這個困難的問題，校委會諸君能不慎重嗎？tvb now,tvbnow,bttvb* T- l8 Z- o  C% v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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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香港社會的「任人唯賢」的原則能否獲得堅持？

香港社會的用人原則基本上是「任人唯賢」（meritocracy），這是香港戰後能迅速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其中一個必須條件。除非是政府部門或者涉及敏感工作，否則一般來說都不太強調被任命者的政治傾向或者政治背景。在很多大機構特別是公共機構，為了保證某一工作崗位是由最合適的人選出任，往往經過一個全球遴選的過程，以確保能夠找到最佳人選。這是香港過去長期形成的人才羅致模式，是香港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8 w- P+ r0 T1 O

在港大副校長任命上，物色委員會也是遵從這個模式，據了解，他們看重的是候選人的學術成就、行政能力以及專業操守。物色委員會確定陳文敏為唯一被推薦人，肯定是有充分的資料來支持這個決定。) Z4 I- K7 m7 n+ [7 K/ B& r

問題是，中共現在以政治理由來要求校委會否決對陳文敏的任命，這就破壞了傳統上香港社會發掘人才、物色人才、任用人才的機制。當物色委員會做好一切工作後，才知道能否任命最後要由北京來定奪。此例一開，香港所有大的公共機構的人事任免從此就要實際聽命於北京。物色委員會就會形同虛設，而全球尋找變成毫無意義。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9 h0 x' }8 T1 B. n1 D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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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校委會如何投票，將決定香港是繼續奉行「任人唯賢」的原則，或者是採用大陸「政治正確」的原則。請大家記住，文革期間大陸流行過一句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以政治正確取代「任人唯賢」，則香港亡無日矣。tvb now,tvbnow,bttvb. I! q! l* h/ H9 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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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香港社會化解危機的機制能否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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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機制，不論是重大政治事件如「六七暴動」或者天災(6.18雨災)人禍(長州沉船)，甚至嚴重的社會紛爭(如政府官員對教育學院出言威脅)，都是委派一個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清事實真相，找出問題根源、並提供解決問題的建議或者方案。這是法治精神在法院(判案工作)以外，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得到貫徹的具體體現。香港靠著這套矛盾解決機制，化解了不少社會、政治、經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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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文敏這件事上，校委會在碰到排山倒海的對陳文敏的攻擊時，已經盡了他們的審慎責任(due diligence)，委派一個獨立的核數委員會來對陳文敏的指控進行調查。委員會成員都是社會上有名望的專業人士，計有：主席黃啟民(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前香港證監會非執行董事)，成員包括：張澤佑法官(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洪丕正(渣打銀行大中華地區行政總裁)、廖榮定(執業會計師)、鄧國斌(前政府審計署署長)、謝秀玲(前醫管局財務總監)。從名單可以看出，委員會成員都是專業的、公正的、獨立的和富有大機構財務監管經驗的人。經過他們兩次審核後公開發表的報告，均認定陳文敏在捐款事件中沒有違法、違規的事項。假如校委會經過due diligence 程式後，仍然投票反對陳文敏的任命，唯一的解釋是他們選擇犧牲公義來屈從權力。而他們的這一否決票，等同宣布香港長期來形成的解決矛盾機制，因為政治壓力而徹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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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三點看，可知如果校委會按照正常程式，接受物色委員會的推薦，委任陳文敏做副校長，則說明香港社會長期來的運作模式得到尊重和保存，否則，就表明香港的運作模式開始出現蛻變。所以，校委會的每一票，都將決定香港大學乃至整個香港未來的命運，這絕不是言過其實。

最後，筆者懇切希望，校委會各成員務必牢記歷史教訓。; r  w; N2 g( L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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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中國曾經出現由於共產黨高度介入大學而造成九大名校集體消失的悲劇。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中國有9所大學在那個年代已可稱為當時的世界級大學。但在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中這它們集體消失。由於政治的強力介入而遭到厄運的名校包括：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之江大學、金陵大學、嶺南大學。殷鑒不遠，名校集體消失的悲劇，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發生的事，是中華民族的嚴重損失，也是我們時刻要引以為戒的事情。希望各校委在投票時，牢記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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