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鄺健銘: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felicity2010

鄺健銘: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tvb now,tvbnow,bttvb) U) Q- w% H4 w1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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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 W: T0 S) n. R% ~: F【編按：立場博客鄺健銘，出版新書《港英時代 — 英國殖民管治術》。本網將陸續刊出書中部份章節，另看作者文章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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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陸的香港史著，企圖呈現香港人對中國的依戀、對英帝國的仇恨、對回歸的期盼。不過這種說法顯然與劉存寬對「人心回歸」問題的憂慮自相矛盾 — 如果港人的中國情懷那麼強烈，為何還會有人心回歸的問題？$ X3 H8 ^7 I% f3 Y

% M% o- m+ [' K+ D7 b7 e3 @台灣歷史學者蔡榮芳把上述史觀稱為「愛國史學」，並批評這種史觀「蒙蔽了『地方』人民各自設法爭取權益的歷史事實」。他謂歷史上港人要求「香港歸還中國的鬥爭」其實非常罕見，即使在1920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工人與學生也只是要求港英政府廢除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而非要求「將香港歸還中國」。 當年的華人精英何啟，還發起各大商會及街坊組織成立街坊自衞團，協助港英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社會各界反應熱烈，響應者眾，不少人加入輔助警隊和皇家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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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芳還進一步指出，在十九世紀，香港的基層社會沒有強烈的中國情懷。華人對西方人不滿，大都受個人生活利益所驅動，因此「反西方」並不等如「愛中國」。「愛國史觀」亦沒有着墨於英人與香港華人精英合作的管治模式，因此也無法解釋何以在1941年香港紀念百年開埠之際，當年由華人精英編寫的歷史書《百年商業》和《香港百年史》，都肯定了「沒有殖民地的體系，就沒有當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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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華人精英更發展出具本土意識的「愛國情懷」。例如何啟接觸過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後，認為引入類近香港殖民制度的體制是中國強大的不二法門。至於港英政府持續暗地培植本土意識，以抵銷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五十至六十年代港人的難民意識令國共兩黨難以動員反帝反殖，七十至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意識逐漸壯大，以至八十年代初眾多民調顯示市民抗拒回歸，「愛國史觀」對這些更加是隻字不提。1 d/ [' C& r& W- o

% m) ?( p* I+ G7 m5 K" O& }. E5 b也許愛國史論最大的問題，在於假設「中國人」定義與意識毫不含糊，而忽略以「中國」之大、歷史之久遠，「中國人」涉及的地域範圍、效忠對象、政治取向、文化性格也可以因時地而異，因此在回歸議題上，輕視了本土意識的存在與影響，也忽略了中港可以對「中國」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在民族文化上並不一定一致。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研究「離散中國人」（Chinese diaspoara）時，就曾提出「中國性的文化光譜」（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概念。他舉例，在香港的華裔人士在「歷史上」更中國一點，儘管「並不像他們在上海的同胞那樣完全中國」，而在舊金山與新加坡的華裔人士，則有更多「複雜的非中國變因」。 中國人的複雜性，更可從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間，新加坡華人對日本人的不同態度得到進一步印證 — 福建與潮州人對抗日人，廣東人則繼續與日人做生意。 這點對理解刻下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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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 新亞與崇基的反共色彩tvb now,tvbnow,bttvb3 }; }% a) y. e( Q, E. Z/ x

+ y  D; Y* J1 ?+ \( V【編按：立場博客鄺健銘，出版新書《港英時代 — 英國殖民管治術》。本網將陸續刊出書中部份章節，另看作者文章專頁。】+ [# c$ s. J: O' A9 N; ?1 m+ y

- D+ Q! S: {. s7 V+ C公仔箱論壇中大的成立過程，其實頗有冷戰反共的色彩，例如新亞與崇基學院，就得到不少抱持反共立場的外國組織包括美國的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哈佛燕京學院（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與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以及英國的亞洲基督教書院聯會（Asian Christian Colleges Association）的財政支持。這些非政府組織選擇以香港為據點，支援在地教育，以傳播西方思想、促進中美交流，以阻隔中共在學界的影響力。4 C# q7 m! P4 K4 s1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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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組織選擇以香港而非台灣為據點，原因有三：其一是因為美國已對台灣有相當的金援，香港比台灣更有需要得到援助；其二是當時香港遠比台灣自由，港英政府抱持政治中立立場、政治操控較少，因此香港教育的可塑性與發展空間更大；其三是像雅禮協會這樣的組織，目標之一便是加影響力，因此反共親美幟鮮明的台灣不及香港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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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 c. _6 ?! t$ a* \6 mtvb now,tvbnow,bttvb新亞書院於1949年設立的目的，是讓中國文化免受中共摧毀、在香港得以傳揚與復興。書院的創辦人極為反共，並相信他們正處於中國文化危急存亡之秋，因此自我放逐到香港，對青年人進行文化教育，為中國文化留下血脈、為將來重建中國大陸的文化做準備。新亞書院的課程涵蓋語言、歷史、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語言（中英文，商業英文等）與歷史科的學分最重，學生需要學習中西文化知識。書院亦努力透過其他部門訓練年青記者、傳播中國文化。1955年書院成立新亞研究所，增強研究能力，為文化復興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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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後新亞書院與其他書院合併成為中文大學的歷史，亦反映港英政府於教育與文化政策背後的各種理念與政治盤算。到了1956年，離港升學的學生數字高於在留學的人數（升學地點包括大陸與台灣），這令港府開始在意人才流失的問題及其在冷戰中的政治意義（例如共產思想會因為大陸留學生增多而更容易在香港傳播，中共能透過招攬在港東南亞留學生，以建立和利用主導東南亞經濟的海外華人網絡）。另一方面，教育署官員亦意識到政府必須照顧香港華人文化自豪感的心理與情感需要的迫切性，否則會引致未來政治不穩，於是在1957年向殖民地部提出於香港成立新一間大學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