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程翔: 中間人的努力能成功嗎？

程翔: 中間人的努力能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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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本港一群社會知名人士連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呼籲北京和香港泛民人士“共同營造一個可以平心靜氣商談的社會氣氛”、“互諒互讓、克服歧見”，以便達成各方可以接受的政改共識。這些朋友的努力，筆者十分欣賞，因為他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可以說完全是出於對香港的一片赤誠。但是，敬佩之餘筆者也必須指出，在大衛和歌利亞的格鬥（《聖經》的故事）中，任何中間人，如果僅僅提出息爭，那麼客觀上也是幫助了強權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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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促成中央與特區和解的人士必須看到三點：3 s/ L# T: g& a+ E5 a/ j- U' S) q*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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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香港市民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並不是過分的或大逆不道的訴求，也不是要盲目套用西方的模式。我們所理解的和追求的普選，正正是當年中共所理解和倡議的普選。我們不妨重溫中共當年對真普選的認識和要求是怎樣的。中共《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的社論指出：tvb now,tvbnow,bttvb4 I& E( R. p0 c$ 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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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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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像，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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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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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當年中共這些話，同我們今天所爭取的真普選，有什麼分別呢？請大家注意，當年中共發表這些言論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聯合國還沒有成立，《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其衍生出來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沒有草擬，中共就能夠這麼明確精準地界定真普選的涵義，說明什麼是真普選什麼是假普選，中共是一清二楚的。中共的辯護士老說什麼：“普選沒有國際標準”。那麼我們就按照中共在1944年自己定義的標準來組織2017年的普選，可不可以呢？我們今天所反對的，正正是中共在上文所說的“把選民當做投票的工具罷了”。今天中共要實行有篩選的普選，同它當年的認識相比，是明顯地倒退了。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做法，表示我們也自甘墮落、自甘倒退。這是否對香港好，對中華民族好？請各位想為香港好、為中國好而致力於做和事佬的人三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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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所以香港市民非常支持普選要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的範圍內進行。可是，誰人在破壞《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呢？誰在這些檔之外又節外生枝地加插了其他東西呢？我看見建制派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地像念咒語般反復說：“支持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下實現普選”。那麼請問《基本法》和現有的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哪里說過“愛國愛港”？哪里說過“機構提名、集體意志”？把白紙黑字的法律裏沒有的東西硬說成是“字裏行間”有，或者“不言而喻”，隨心所欲地演繹《基本法》和現有的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這正正是今日中央和特區矛盾所在。筆者奉勸那些經常鸚鵡學舌般重複“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下實現普選”這句話的朋友們，好好研究一下，誰依法，誰不依法。有志調和兩地矛盾的中間派人士，如果不首先弄清楚矛盾所在，則其調和工作是難以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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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爭取真正的、沒有篩選的普選，絕不僅僅為了獨善其身，而是為了中華民族未來能夠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我們今天接受了一個有篩選的所謂“普選”，那麼我們就是為“普選”下了一個錯誤的定義。根據我們的理解（也是上文引述的中共1944年的理解），普選是包括“選人”與“被選”的權利。如果我們接受“有篩選的普選”，那就等於接受只能選人不能被選的“不全面的選舉權”，這將為中國未來民主化投下重重的陰霾。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7月20日在深圳表示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並非終極方案，往後還可以改善，暗示港人應該「袋住先」，將來仍可以循序漸進發展政制和修改選舉辦法。此後「袋住先」的論調就甚囂塵上。所謂「袋住先」，實際上就是要我們接受“普選” = “不全面的選舉權”這個歪理。此例一開，恐怕將來中國的選舉也只能是“不全面的選舉權”。5.39.217.765 O- R( I# ^  Q( b. d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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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筆至此，我想向心懷好意的“中間派”朋友們推薦內地歷史學家章立凡發表在《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的文章《普選：歷史承諾與政黨信用》。他說：
基本法會不會變白皮書？“佔中”抗爭會不會導致“六四”重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愛情婚約，會不會在十七年後變白條？大陸的歷史經驗值得注意。& l8 Q, n2 R) b. v

之後，他縷述了中共對人民的很多承諾都變成了“白條”的慘痛經驗後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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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的生命力在於競爭。中共執政六十四年，卻一直致力於消滅競爭，同時消滅一切可能的競爭者。長期的一黨專政，使正常的政治競爭能力退化，全憑高壓維穩掌控權力；同時也失去了政黨的特質，蛻化成為一個政權。外無競爭的後果是黨內矛盾激化，殘酷的權力鬥爭周而復始。怕競爭、重掌控的糾結心態，也是中共在香港普選爭拗中進退失據的重要原因。從強調“全面管治權”到以宣佈“緊急狀態”相威脅，愈是恐懼政治競爭，就愈迷信暴力工具。。。若出於某種政治慣性，使威權超出《基本法》過多，越俎代庖又統又治，則香港前途堪虞。

這是內地學者替我們感到擔憂的。他們最熟悉中共，他們對我們的提點（如警惕承諾變白條、當“威權超出《基本法》過多，越俎代庖又統又治，則香港前途堪虞”等等），值得所有從善意出發的朋友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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