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程翔: 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戰從異見人士開始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4-5-15 03:13 PM 編輯 2 ?( {, V4 k9 e' u7 R# s)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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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8日淩晨，新華社一則關於高瑜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的報道，打響了中共意識形態一場戰役。高瑜現身央視早間新聞的鏡頭前，表達了深刻懺悔，“自己的洩密行為危害了國家利益、觸犯了國家法律，對此深表懺悔，誠心誠意地認識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甘願接受法律懲處”。此情此景令人聯想到了昔日央視鏡頭前的網絡大V 薛蠻子。顯然，中共是要藉此向國人表示，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戰，就是要從異議知識份子開始。

高瑜被指控向境外媒體“洩露國家機密”。據多家媒體報導，她涉嫌"洩露"的所謂“國家機密”，乃是中共中央去年的2013年下達的第9號檔（全名為：即《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作出“七不講”的禁令）。無論從政治或者法律的角度看，拘捕高瑜都是沒有道理的。5.39.217.76& Z! m" M! ]3 t  ]

從政治角度看，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指出有五處不合理的地方：tvb now,tvbnow,bttvb& t* ?! G9 H+ E% f

一，政黨的檔不應該被定為"國家機密"。5.39.217.761 k( p1 }0 _; y0 A' d3 S- ]
二，高瑜不是黨員，"保守黨的機密"對她沒有約束力，她連黨紀也無從違反，何來"洩露國家機密"？
三，中共不是地下黨，早在1949年該黨中央就作出了《關於公開黨的決定》，它遲遲不落實，錯在中共，不在人民。5.39.217.76* }* Z/ z9 N5 l7 h3 Q5 A
四，國家機密一般是指軍事機密或者經濟機密，但9號檔是講意識形態的，思想領域的東西不可能成為“國家機密”。
五，發掘、收集和傳播資訊，是記者的天職，如果真的有失密的情況，則理應由檔的發佈者負全責，不應嫁禍于記者。

從法律角度看，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張雪忠根據《刑法》和《保守國家秘密法》的規定，指出其不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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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個政黨的檔不應視為國家秘密，即使是黨員也沒有保密的法律義務（只有組織義務），更何況非黨員公民。公仔箱論壇1 [& q) B1 c) ~) L$ o3 i
在一個國家，如果在法律上把政黨檔視為國家秘密，顯然是一種黨國不分或以黨代國的錯誤做法。另外，一個國家的執政黨，本來就應該儘量將它的政治方針、政策立場、執政理念公之於眾，以接受全體國民作為國家主權享有者的評判與監督。如果執政黨將這些東西都當成秘密，則反而會讓人懷疑，它自己的政黨利益和國家利益可能是相違背的。
即使政黨將它的某些檔視作秘密，也只有黨員才需承擔保密義務，但這一義務只是一種政黨紀律。如果黨員違反了這一義務，最多只需接受政黨紀律處分，而無需接受國家法律制裁。非黨員公民對任何政黨的檔內容，則無需承擔任何保密義務。  . U0 d5 u# S6 c8 o' _9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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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所涉檔也不屬於《保守國家秘密法》規定的國家秘密。 tvb now,tvbnow,bttvb/ a. D: K0 X/ S. X# n! C
依《保守國家秘密法》第2條及第8條第3款的規定，政黨的秘密如果屬於“關係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式確定，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範圍的人員知悉的事項”，亦屬於國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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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第1點的分析可以看到，《保守國家秘密法》的這一規定，顯然有違黨國有別的政治原則。但即使不考慮這一點，就是依這一規定的文義，本案涉及的政黨檔也不屬於國家秘密。    n! ~" _2 x* {& I2 L) L

第一，這一規定作為法律規定，其中涉及的“國家安全和利益”，必須是具體和可識別的國家安全和利益，即必須是資訊一旦洩漏，就會造成事實上可認定和可衡量的國家利益損失或國家安全惡化。絕不能將資訊洩露產生的空乏和抽象的所謂“影響”，視為法定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受損，否則必將致使國家秘密的範圍變得毫無邊界，並將使任何公民都可能遭受無妄之罰。  tvb now,tvbnow,bttvb8 P, E  \! M# d/ G& o7 A

第二，這一規定中的國家秘密，必須是“依照法定程式確定，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範圍的人員知悉的事項”。這裏的法定程式，必須是特定的國家機關依國家法律的規定，所進行的確定程式。政黨或政黨的任何機構，都無權自行將本黨檔確定為國家機密。

他說：“基於以上理由，我認為，高瑜女士的行為應不構成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 p- _3 @& I5 T- d+ Y
（筆者不厭其煩地引述張雪忠教授的論述，主要是因為這篇論據充足的文章已經被當局屏障了，只能從截圖取得，為餉讀者，所以全文登錄）。tvb now,tvbnow,bttvb6 [- |, j: L/ D5 D- 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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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萬步來說，即使9號檔是機密，其內容也早就傳達到基層了。在高瑜洩漏此檔（據新華社說是去年6月）前，“七不講”早已在全國各中等城市廣泛傳達，例如（依據發表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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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網站2013年5月9日發佈《中央：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七個方面突出問題值得注意》；5.39.217.76' F# v" ?6 E&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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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源日報》2013年5月10日頭版對帶頭強化四種意識；
　
《安陽日報》2013年5月13日刊發的《中辦印發意識形態領域情況通報安陽政協學習》；《咸陽日報》2013年5月21日報導該市市委書記姜鋒召開市委擴大會議學習這份檔, 換言之，自從4月22日下達9號檔以來，在一個月內已經傳達到全國各個中級城市，在這種情況下，9號檔還算不算機密？那麼高瑜在6月份把它傳播到海外，算不算洩密？公仔箱論壇5 u" O1 ~: P6 I" o: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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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要開展“意識形態鬥爭”。高瑜就成為開展這場鬥爭的一個順手拈來的活靶子。據《博訊》2014年5月7日報導，為了開展這場意識形態鬥爭，北京已經正式擬定了一份長達137人的國保重點人名單，並可以隨時對名單上的人員執行逮捕，實施所謂輿論引導及社會震懾。這137人中，有知名學者、媒體人、律師、維權民眾和少數退休官員，基本具有如下特徵： 8 M, M" U7 i( ^! o6 h- Z7 f

1.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5.39.217.76* L8 y( |1 U2 K. {1 s
2.政治反動，對政權具有現實及潛在的威脅，或與西方敵對勢力有聯繫。
3.本人活躍。
4.威脅社會穩定，容易引發政治對抗或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不對其採取措施不利於長治久安。

高瑜完全符合這些條件。據《博訊》說，這份名單原本載有三百餘人，最終確定為137人，他們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國保重點監控”的人物。名單提供一個範圍，並非是要全都逮捕這些人。北京警方需對名單成員的“犯罪材料”、逮捕手續提前準備，以便有必要逮捕時就可以馬上逮捕。2 [/ F8 T8 z+ 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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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高瑜，只不過是習近平“意識形態鬥爭”的一個環節。就在高瑜被拘留的前一天，維權律師浦志強等一批異見知識份子也因紀念“六四”25周年而被拘留。雖然兩者性質不同，但在營造風聲鶴唳的整肅氣氛上，不管是高瑜、浦志強，還是此前被批捕的許志永、王功權等等，卻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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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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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5-16 10:15 AM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4-5-16 10:16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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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央視“認罪”到底羞辱誰？

為了政治恐嚇，讓陷入囹圄之人央視認罪，是北京從去年開始頻頻使用的無恥招術。最近迫使高瑜女士央視“認罪”，還試圖將這種無恥做法施之於徐友漁先生，被其義正辭嚴地拒絕。看到這條消息，不由得為這位昔日的老朋友叫好，同時也想剖析一下，這種無恥招述到底羞辱了誰，對北京政權的命運來說預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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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國民的統治者必被拋棄$ @8 h+ M: C# R6 s

中國歷史悠久，興亡治亂的經驗不少。遠的不說，就以明清兩朝來說，教訓最大者莫過於以下這條：朝廷摧殘子民尤其是士子人格，最終到了朝廷生死存亡之際，朝廷必被臣民棄之如弊履。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d, \+ H7 V; P1 i4 Y) j

中國自古以來，只要不是暴君昏君當道，都還懂得“士可殺而不可辱”之理，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及毛澤東這兩位農民皇帝特別喜好羞辱士子，朱元璋將廷杖大臣設為制度，毛澤東兩手並重，既貶知識分子為“臭老九”，又對其施之以羞辱性的“思想改造”。

廷杖之刑據說始自隋文帝，元朝皇帝好用此法，但只有朱元璋將“廷杖”制度化，大臣一言觸了龍鱗，無論其品行學問如何見重於當世，朱家皇帝都立馬扒下褲子，在滿朝文武面前公開行刑。這樣做的目的，除了讓遭受廷杖者承受極為殘酷的肉刑之外，更在於羞辱士大夫，讓受刑者承受一種錐心之痛：別太將自己當回事，朝廷用你，有如用條狗，服務得好，賞你一塊骨頭；敢跟皇上說什麼逆耳忠言，讓你顏面喪盡。對旁觀者來說，當然是起“教育作用”。

中國士大夫既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仕途意識，也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即使在視君道為天道的古代，孔子都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一說法稍晚被春秋戰國時人豫讓發揮為“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眾人待我，我以眾人報之”，成為古代讀書人均知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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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兩朝傾覆之時的歷史，就是孔子“君禮臣忠”的詮釋。南宋小朝廷被元軍追殺，最後到了山窮水盡之時，宰相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殉國者不知凡幾；文天祥寧死不降，留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千古傳頌的名句。明朝最後幾年，股肱之臣多有投降者，比如洪承疇、吳三桂等人。崇禎最後煤山上吊時，隨行者只有太監王承恩一人。太子朱慈烺連投奔外祖父周奎，都被拒之門外。幾百年間，同樣面臨朝廷傾覆，為何宋朝大臣死於國事者多，而明朝卻從至親外戚至股肱大臣，紛紛投降做了貳臣？其中有一個原因不可不察，即兩朝對待士大夫的不同態度。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盡管宋朝已經不像唐及以前那樣禮尊士大夫，但比起明朝還是要優渥很多，比如宋太祖立下誓約，將“不誅大臣、言官”作為祖訓立於太廟，當然更不會用廷杖這種方式惡毒羞辱士大夫。也因此，宋朝傾覆之際，多有殉國之臣；而明朝滅亡之際，且不說皇陵被掘、少有殉國者相隨，就連落到農民軍手中的朱家子孫，死得都特別悲慘，比如福王傳說被做成“福祿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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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其惡毒殘忍更是超越了朱元璋。說起來雖然沒有將人肉體消滅，但把諸多無辜之人流放至莽荒之地，讓其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而苦苦掙扎求存，並被迫承認有罪的漫長“學習改造”過程，簡直就是一種精神凌遲。對與一同革命的老戰友，毛也極不人道，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遭遇可作為佐證。毛澤東得到的報應是：他死後幾十天，其妻侄盡入牢獄，而密室策劃者就是他的大內總管汪東興等親信。

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為寇讎

能夠被施以“央視認罪”者，在統治者眼中，當然還是“人物”，有社會聲譽可毀之，對民眾有教育意義可挖掘之。“文革”時槍殺林昭，政府居然還不忘向家屬收取五分錢子彈費。如今先後讓好幾位中國人先後“央視認罪”，佔用了黃金時段，居然沒讓“認罪者”交付那每分鐘價值幾萬幾十萬的廣告費，真要算是主子對國民施以“浩蕩洪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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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觀察，這個在所有機構前均冠以“人民”二字的本朝政府，與人民究竟是何種關系。中國古代有句名言，“國有三寶，曰土地，政事，人民”。古代思想家都懂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孟子除了著名的“民貴君輕論”之外，更是將君臣關系視為一種雙向的義務責任關系：“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唐太宗李世民則將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關系視為“舟水”關系，水可載舟，水可覆舟。歷代王朝末年的農民反叛，基本上是統治者竭澤而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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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有個朝代，統治集團內部的君臣關系及其與人民的關系，均可與本朝相類比，那就是清朝。清朝始終嚴守滿漢分際，視漢臣與漢人為家奴，認為天下就是八旗的天下，漢人只是繳納賦稅的供養者，漢臣只是為皇家及勛貴服務的高級奴隸。即使到了清末，這一觀念一直未改，慈禧那句“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就是這一觀念的表述。到了不得不准備立憲之時，成立的也是皇族內閣——這與本朝紅二代認為中國是其父輩革命掙下的“紅色江山”；在外援上很大方，對本國民眾很吝嗇都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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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既是這樣對待家奴，家奴們在心裡也視朝廷為外人，於是先有孫中山借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調動漢人的民族感情，參與推翻滿清王朝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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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例，是想說明，只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統治者就不會尊重被統治者（包括本統治集團的政治失敗者）的人格、財產，想剝奪就隨時剝奪；人格、財產本是人類立身之本，既然都可能隨時被褫奪，被統治者除了在高壓與利誘之下的順從之外，內心也不會尊重統治集團的規章律令及一切說教。如今的中國統治集團，除了視土地為斂財之源以外，政事只剩下維穩與斂財；人民只剩下納稅功能。那些不能納稅的貧困人口，基本上被當作“負資產”看待；各種為了爭取權利的反抗者（包括徐友漁等在家裡私人聚會紀念六四）都成為“尋釁滋事”。其實，1989年“六四事件”，借助於當時外國記者的現場報導與各種錄相，早已天下皆知，目前除了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內地之外，連特別行政區香港每年都在舉辦各種大規模紀念活動。這種情況下，北京當局強迫徐友漁“央視認罪”，除了自暴其愚其蠻之外，羞辱不了徐友漁，只能羞辱統治者自身，說明北京當局除了想掩蓋這段根本無法掩蓋的血腥歷史之外，自絕於文明世界。' E* Y8 Z% L* B* ^

央視認罪，完全是北京因其脆弱而體制性防衛過當。徐友漁等人，在中國的批評者與異見者當中，是最溫和的一派，近年與他共同參與各種活動的人，有段時期高調主張與黨內改革派合作。如果中共當局連這種最溫和的批評都不能容忍，對這種建設性批評人士都要施之以“央視認罪“這種羞辱，其下場如何，利比亞卡扎菲算是不遠之殷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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