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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2-11 08: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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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討論] 陳景祥: 毋須恐慌 , 操控新聞自由的日子不會長久
陳景祥: 毋須恐慌 , 操控新聞自由的日子不會長久tvb now,tvbnow,bttvb* j7 U' r! e7 F8 D9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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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n j3 L, g% d4 o: u% Ntvb now,tvbnow,bttvb 因《明報》換總編輯而激起的連串「捍衞新聞自由」行動，經一番擾攘之後漸歸於沉寂，期間各方文化人、時事評論員、新聞同業均發表了他們的意見，然而我認為最值得參考的是《信報》四篇文章，分別是林行止先生的〈捍衞自由老共起家 擺布言論欺世誤民〉（2月5日）和〈獨立辦報多掣肘不受操控莊敬強〉( 2月6日 ) ；王永平先生的〈傳媒風雨意中事 維護自由靠自己〉（1月29日），和吾友王岸然兄的〈言論自由 豈靠商人〉（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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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1 W. N& l: _( m- R公仔箱論壇 不是賣花讚花香，評《明報》風波和新聞自由的很多文章，不是流於意氣用事、就是陳義過高，有些老政客連事實都未搞清就激情表態，誓言要寫到被人「炒魷」為止（其實沒有人說過要針對他），這類文字激昂有餘，對了解這次《明報》風波、香港新聞自由前景，以至言論空間是否正在收窄等問題的認知，並沒有太大幫助。唯獨上列的四篇文章，就事論事，不激情，更不煽情，直指問題的核心，讀之有益有建設性，錯過了的朋友應該找來翻讀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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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林行止先生2月6日《獨立辦報》的一篇。正如林先生說，「即使新聞自由是憲法寫明人民享有的權利，實際上亦受諸多限制」；新聞工作者都知道, 政府高官、名流巨賈以及大公司無時無刻都希望把不利自己的消息和評論滅聲，而採取的手法則有軟有硬，軟者諸如請客吃飯、遊說、打交情牌，期望記者或寫文章者識做；硬者，就是林先生在文中說的抽廣告，或在私下或公開場合點名指斥、揶揄，以財勢和威勢壓倒對自己不友善的聲音。 B6 w/ m9 S4 ^- {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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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 @( B1 k- Q5 F# v$ ]5.39.217.76 對於被抽廣告的「待遇」，《信報》可算是經驗豐富了，補充林先生所說者，是一家大銀行明顯「玩針對」的手法，總之是要令銀行名稱不會在《信報》出現，記得有一次在全版致賀的格仔式廣告中，該銀行也來電要抽起它們的一小格，令廣告部要急忙找其他東西「填補漏洞」！至於為何如此，從來沒有人會解釋，報館也不會找到答案，然而就我所知的，其他同業也有相同遭遇，但「衰」了什麼，也同樣不得要領。某報最近高調說自己被抽廣告是政治原因，看來是因「新入行」，有點大驚小怪；說是政治原因，也沒有人可以說對或錯，但要辦一份獨立、言之有物的報紙，被抽廣告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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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 ~ x x( f- p9 C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然而，只要香港仍然維持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結構仍然未完全「國有化」，媒體依然有說話的空間，而且可以令「言論市場」保持均衡；簡單地說，完全偏袒一方的媒體在香港注定沒有市場，且會失去讀者支持，而沒有讀者，等於失去廣告商垂青，它們將沒有生存下去的條件。可以說，在資本主義社會 , 媒體必會盡力維持均衡報道 ( 起碼表面上如此 )，並且保持一定的批判性，因為是一幅保護牆、一個賴以生存的空間。' {' _% t9 I% i4 V: n3 [, L2 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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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罵政府和罵北京都有龐大的民意市場，主導着本地媒體的報道方向，「民主報」經常揭露政府、富豪等權貴人物的醜聞，一來是名人隱私有高度新聞性，二來是「有市場」——讀者愛看，可以賣紙。在香港這樣一個開放自由的媒體市場，想扼殺某段消息或某種觀點是吃力不討好的事，而且永遠不會成功，因為甲報「殺」了，乙報無任歡迎，只要有讀者，我不相信政府或財團可以封殺任何（不利自己的）消息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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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學者對資本主義媒體的批判正是針對它們追求利益和權力，例如 Louis Althusser 和 HerbertMarcuse 都說新聞工作者傾向服務資產階級、維護現行制度而甘願充當統治者的工具；左派學者之言雖偏激但道出了真相。新聞自由的限制，往往是來自對利益和權力的妥協。資深同業說老闆有權委任總編輯，這點無可置疑，然而所謂編輯自主，就是老闆雖有委任權，但不能盲目指揮，失去「平衡、獨立」的編採方針，因為這樣會失去讀者，最後失去影響力，慢慢步向消亡，最終令老闆的「輿論工具」變得一文不值。我曾經工作過的《中報》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該報老闆傅朝樞先生在反大亞灣核電事件中「瞓身」支持北京，下令編採部不得做任何有關「反大核」的新聞，結果編採部人員紛紛求去，報紙銷量大跌, 不久就關門大吉。除非老闆是想自己的媒體「玩完」，不然他不會執意要編採部一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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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聞自由「豈靠商人」（王岸然），而「維護自由靠自己」（王永平），這是在香港目前經濟結構漸趨全面大陸化的新形勢下應有的醒覺，因為過往本地經濟的多元化令單一的言論或失衡的評論很難站得住腳，多元化和「國際化」的商業環境也令媒體的營運不會過度向北望，可是如今媒體版圖一片紅，不買阿爺賬會令自己的生存空間大大收窄，當編採自主、平衡獨立等專業招牌都撐不住時，新聞自由唯有從傳統走向網絡，由編採室走入百姓家。平叔說「維護言論、新聞等自由不能靠政府、傳媒老闆或編輯，只能靠每一個香港人本着良知做人做事」；但光有良知仍不足恃，必須同時有物質基礎令自由表達得以發揮，事實上，Dan Gillmor 的書 We TheMedia 中所說的草根新聞學 ( Grassroots Journalism ) 已經預示這種遍地開花、政府無法再操控新聞資訊的日子已經來臨 , 其基礎就是來自網絡世界全面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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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來新聞業界抗衡財團和政府控制的招式愈趨多元化，有人以成立基金的形式資助「獨立」記者做調查報告，以期不受媒體機構左右，歐洲則有媒體員工 buy out，集體成為報業的東主，實行「民主治報」（可惜效果並不理想）；我認為《明報》同業及「明報舊生會」可在示威抗爭之外，考慮以入股方式（自行籌資）成為報紙的股東並加入董事局，在決策層爭取更大的編採空間。5.39.217.76- h& h0 K. z0 e! }: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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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 ^" n$ \+ T 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兩個不同範疇，但息息相關，言論自由主要依賴新聞自由作平台，方可得到充分發揮。香港人近年對新聞自由受打壓懷着高度警剔和戒備，所以如此，皆因港人珍惜言論自由，希望媒體可以確保不同言論觀點百花齊放。談到言論自由，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文章是30年前內地剛開放時，由時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胡平寫的〈論言論自由〉長文（1979年刊於民間刊物《沃土》）；文章冗長而龐雜，然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幾句， 是胡平說的：「我苦苦思索如何戰勝極權主義……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個突破口……一定要以一個平民的身份，不借助於任何權勢。」胡平以一己之力、在30年前一份不為人識的「土炮」刊物上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依然可傳遍海內外，在當今網絡發達的年代，又何懼有人可以扼殺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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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 U6 F' t1 _4 z1 M& F7 v 正當主流言論認為本地新聞自由已敲響喪鐘之時，我卻認為香港也許是最有機會打造出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華文媒體的地方，因為富起來的中國必然要對私人市場讓出更多空間，私人市場愈蓬勃，對不受官方指導的資訊和評論需求必會大增，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場，環顧所有大城市，只有香港具備條件生出這樣的媒體；一個具備全球影響力的華文媒體不但可帶來利潤，更可帶來影響力，對不少有財有能之士來說，這也是一個創造歷史的難得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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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副社長及數碼媒體總裁 V b! K!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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