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總裁彭淮南與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近年數度為匯率問題交鋒。張忠謀認為適度貶值有助出口，進而可以創造就業，刺激薪資提升；彭淮南則認為政府不能只考慮出口，必須同時考慮匯率對進口的影響，並兼顧物價及金融的穩定，以維護全民利益。「彭張論戰」的焦點，基本上就是「總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權衡與選擇問題。 一位是全球首位十Ａ總裁，一位是台灣資訊產業的龍頭老大，兩人的交鋒火花四射，各顯智慧。儘管有人擔憂，「彭張論戰」暴露了政府決策不符產業界期待的矛盾，兩大天王之爭恐非台灣之福；然而，從近年台灣公共辯論萎縮乃至民粹化的情形看，彭淮南與張忠謀的對話其實不失為有意義的討論，有助激活一池死水，使沉寂的論辯重新發出理性的聲音。 事實上，若換成另外一個時空，這個議題應該是企業家向經濟部長提出的質疑，或者是經建會主委與央行總裁間的商酌，更是行政院會必須討論的議題。然而，由於內閣閣員角色的退化及部會職能的嬗變，敏感的匯率議題卻變成由張忠謀代企業界向彭淮南開砲，而彭淮南則必須代江內閣向業者作出答覆，因而使雙方的對應變得突兀。但無論如何，以彭、張兩人平素的社會地位及超然形象，讓這場論戰免於被政治化或標籤化，彰顯了正面價值。 歸納「彭張論戰」的駁火，雙方主要的歧見在：從產業界的立場，希望匯率適度貶值來提升出口競爭力；從央行的立場，則必須從總體經濟著眼作全盤考量，對貨幣金融工具採取穩健的運用。這點，彭總裁的總體觀點的位置更高，考量更周全，毋庸置疑。然而，必須追問的是：新台幣匯率因應情勢變化進行階段性的調整，如果有助於整體經濟的活絡與開展，是否也應該作策略性的運作，而不必一味否定？彭淮南若能回答這點，也許更能說服產業界；因為，台灣畢竟是高度倚賴出口的國家，而不少資通產業正面臨嚴酷的轉型瓶頸與韓國的強力競爭，政府近年卻無法提供他們任何有效的支援。 進一步看，總體經濟與個體產業的分野，其實也可以用來解釋兩岸服貿協定簽署的必要性。從個別產業的利益看，在服貿協定開放後，有些傳統取向的行業可能受到更多衝擊，有些新興行業則因進軍大陸而獲得更廣闊的戰場，不同產業有其不同的利害得失。但站在台灣總體經濟的高度看，簽署兩岸服貿協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這扇門，幫台灣打通和世界各國簽署貿易互惠協定的管道，它對台灣的整體利益，絕對遠大過少數產業可能受到的衝擊；它對台灣長遠發展的助益，也絕對遠高於目前反對者所想像的弊端。 退一步說，這當然並不是說政府可以為了整體利益而故意犧牲某些個體的利益，而是要考慮，當某些群體因政策而獲益時，如何減緩另一群體可能的受害。彭淮南不願以大幅貶值獨厚出口產業，是考慮到貶值對物價的衝擊，同時看到熱錢蠢蠢欲動，他對於市井小民的處境有更多悲憫。事實則是，政府的決策選擇往往都不止是在兩端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而已，而是在更多端點的因素中作複雜的權衡；那需要的，就不只是悲憫，還要有智慧、魄力和理性。 彭淮南日昨在立法院報告時提出四帖「救經濟」的藥方，其實可視為他對張忠謀連續質問的補充說明。他開出的藥方，包括促進國內投資研發、民間資金導入公共建設、鼓勵以取得原料或關鍵技術的對外投資、五大退休基金的統合等，其實也已超軼了央行的體制角色，那都是其他部會該做而未做的事。如果說「彭張論戰」是一場奇特的交鋒，它暴露的真相正是：內閣經建決策的延滯與無力，導致央行總裁被迫「越位」。 台灣社會輿論近年來有一種強烈的「個體化」傾向，高度關注個人或個別群體的遭遇，從而使得總體利益的角度扭曲或完全消失，都更案和服貿就是顯著的例子。然而財經決策畢竟不應該是「是非題」，「彭張論戰」在此提供了一個比較理性的模式，或有助於人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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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1-23 12: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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