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 公民抗命的未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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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學者及商界人士組成反佔中組織「幫港出聲」。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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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所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是在下年年中佔領中環要道，去爭取普選特首的選舉辦法能符合國際標準。因到現在為止，「佔中」的行動仍是合法的，故「佔中」的前期工作並不是公民抗命，而「佔中」的公民抗命是在未來才發生，故可稱為公民抗命的未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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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 ^$ M3 C j7 C* V! Z( m但綜觀不少地方的公民抗命行動，都是在公民抗命行動進行後才會產生後果，產生社會張力令不少人都醒覺到公民抗命行動所質疑的制度或法律是不公義的，而最終能產生足夠的政治能量令政府願意把不公義的制度或法律改變過來。因而大部份的公民抗命行動都是過去式的，即要在進行了公民抗命後才能發揮作用，很多時候更是在一系列的公民抗命行動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才能產生效果。故此，「佔中」所倡儀的公民抗命未來式是少有的，對它的成效有疑問也是合理的。0 A6 I, V: T0 v$ B* t1 Y, t, z
' Q2 {! n; h# v5 Z也因此，現在離實際執行「佔中」所說的公民抗命行動還有十幾個月，理應是沒有多少人去理會的。但從「佔中」在今年年初提出後，至現在經過七個月，「佔中」提出的公民抗命行動受到各方猛烈批評，有來自北京官員、特首及特區官員、親北京的報刊、幾大商會、十八個區議會、建制派的頭面人物、建制派政黨、一些與北京關係密切的民間組織等。最近連一些學者也都走出來反對「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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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我不是要為「佔中」的公民抗命未來式作辯解，我反是問為何離實行「佔中」公民抗命行動還有那麼長的時間，就招來那麼猛烈的打壓呢？我想到的解釋是，「佔中」雖只是提出一年多後才進行公民抗命，這些反「佔中」政治力量那麼不合乎比例的打壓行動，反是證明了這在未來才進行的行動，其實已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張力。反「佔中」者可能比我更相信香港市民在未來日子，會有相當數量同情甚至支持「佔中」的公義訴求。他們打壓的力度越大，正代表他們的恐懼是越大，不然那是完全不合理的。他們就是希望在「佔中」搶佔更大的民意支持前，先盡力把它壓下去。但「很不幸地」，他們也見到越是打壓，「佔中」的支持反是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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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8 F4 [' ~5.39.217.76我在這裏也不是要去猜度反「佔中」會在未來採取甚麼行動去化解「佔中」公民抗命未來式的危機。我反是要問為何「佔中」這公民抗命未來式能在香港產生出那想像不到的政治能量呢？我的解釋是香港社會已成熟到一個相當地步，即使只是說在未來的日子才進行公民抗命，那也可產生出那麼大的效果。tvb now,tvbnow,bttvb! A" H5 U8 a2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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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民抗命的論述，我們知道公民抗命其實只是在相對上公平公義的社會，它才有機會成功。在專制的社會，公民抗命行動可能在未萌芽前已被消滅，根本沒有機會去喚醒其他人。或是公民抗命者在進行公民抗命的行動後就迅速被鎮壓，阻嚇了其他人加入。或是要經歷過不少失敗流了不少血後，社會文化才逐漸改變，人們才有思想空間去思量公民抗命所提出的公義訴求，而最終會認同這些訴求，令社會可積累到足夠的政治能量把不公義的制度或法律改變過來。但有些地方，即使經過不少人的犧牲，社會最終也不會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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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當社會文化已有相當程度認同公平公義的價值，已在社會內生根，並現有制度和法律對公民權利有一定的保障，令公民抗命者所要付出的代價不至於太大，使其他人仍有足夠勇氣走出來支持公民抗命的公義訴求，公民抗命才有機會成功。這也即是說，公民抗命成功的元素是取決於進行行動的社會，它的政治文化對公平公義的接受程度有多高。接受程度越高的地方，成功機會越高。但弔詭地，公平公義接受程度越高的地方，它制度內的機制已可把不公義的地方修正過來，也就不太需要用制度外的公民抗命去促使改變了。因此，公民抗命會出現並會成功的地方，是那些處於社會整體的公平公義已達一定水平但仍有一些不公義的地方存在，正在演化為更全面的公平公義社會之間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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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q" D: a( }" \: y公仔箱論壇香港其實正是這樣的一個社會。香港在經濟、社會、教育及法律的發展都是相當成熟，而只是因政治制度改革未能配合，才導致香港要承受過去那麼多年的管治困局。香港的政治文化其實已成熟至一個相當的程度，令即使是公民抗命的未來式也能產生那麼大的政治能量。猛烈打壓「佔中」行動是證明了連反「佔中」的人，也意識到香港社會的轉變已是迫在眉睫，渴求制度改革的呼聲已是非常強烈，甚至已到了臨界點。只是他們的反應是要把這改變拖得越遲越好，但「佔中」卻希望透過公民抗命未來式，能促使不用實際進行公民抗命，就可成功把現有不公義的制度變得合乎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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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
發表於 2013-8-13 10: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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