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兩起文革血案訴訟引發歷史討論(圖)

安徽人方忠謀文革中因“攻擊毛主席，為劉少奇翻案”等罪名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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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來，連續兩起與文化大革命期間血案有關的司法訴訟引起了公眾的關注。5.39.217.763 n- v' h$ T7 |; c9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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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發生在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不幸歷史漸行漸遠，而新的中共核心班子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重建意識形態根基的當下，中國當代歷史的記憶和解讀仍非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關涉到體制合法性和中國社會未來方向的重大選擇。tvb now,tvbnow,bttvb( k7 B( Z# F  J' a3 a* d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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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財新網的報導，2月20日下午，安徽省蚌埠市中級法院審理了一起與文革歷史有關的行政訴訟案，當天，此案進行二審，但未當庭宣判。

安徽人方忠謀在文革中因“攻擊毛主席，為劉少奇翻案”等罪名被殺害。當年舉報母親的紅衛兵兒子張紅兵，如今申請認定方忠謀墓為文物，未獲固鎮縣文廣局同意，引發行政訴訟。

此外，2月18日，浙江瑞安法院刑庭法官開庭審理了八旬老漢邱某於“文革”時期故意殺害醫生洪某一案，該案由於嫌疑人年事已高，法官遂“上門”開庭，該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瑞安法院未作當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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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媒體報導說，1967年“文革”時期，溫州醫生洪某因被疑為“探子”，當時群眾武裝組織成員指派邱某，用麻繩將其勒死。為埋屍方便，邱某用鋤銖搗斷屍體下肢，後埋入坑中。2012年7月，離家數十年的邱某在瑞安被抓捕歸案。5.39.217.76. u( P: W; Q* ~7 G1 ]

該案的血腥情節，也喚醒了網絡上文革時期的政治暴力記憶和歷史討論。

財新網對張紅兵起訴固鎮縣文廣局的行政訴訟前因後果做了報導。2 X  Z* l+ L-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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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紅兵的母親方忠謀，曾用名方忠模，1949年2月參加中共軍隊，任衛生員、護士，後轉業，1965年任蚌埠市固鎮縣醫院門診部副主任。

文革開始後，方忠謀的丈夫被定為走資派，遭到戴高帽、掛黑牌的遊街批鬥，方忠謀多次被拉上陪鬥，其女兒在紅衛兵串聯中病死。在之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方忠謀被扣上“特務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進行長期隔離審查和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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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紅兵回憶，1970年2月13夜晚，在他的家庭裡對“文化大革命”等問題進行辯論時，方忠謀明確地表示支持為劉少奇等人“翻案”，並批評毛澤東以及對其的個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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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夜，方忠謀被丈夫和兒子張紅兵舉報，方隨即被縣軍管組羈押，第二天被縣革委會以“攻擊毛主席，為劉少奇翻案”等定罪，隨後經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批准，被判處死刑，1970年4月11日被槍決。

78年後，方忠謀“現行反革命”案被認定為冤案，方忠謀獲平反昭雪。而當年的中學生“紅衛兵”張紅兵也開始反思和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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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張紅兵及其親屬在確認方忠謀遺骸掩埋地的大致位置後，向當地生產隊購買了這塊土地，作為方忠謀永久性墓地，張紅兵在保護墓地過程中萌生為其母親墓地申請省級不可移動文物想法。6 a6 d: m  F% A; Z! h

張紅兵認為，如果將其母親墓地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既可以使墓地得到保護，也是文革歷史的一個見證。這一努力，也是現已年近60歲的他，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深刻懺悔的行動之一。" l7 @: d$ {& w2 q- o.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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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現在，仍有許多網友指責張紅兵是殺死其母親這一人倫慘劇的直接兇手，“不可諒解”，但也有網友認為，張固然應當承擔道德譴責，但更應反思的是因言治罪的極權體制。& o. w) G1 v# E9 B- W%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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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兵自2011年開始，向安徽省文物局、蚌埠固鎮文廣局等機關開始申請將其母親的墓地，確認為不可移動文物，但均被拒絕。

張學兵此後以程序、實體等多個理由，將固鎮文廣局訴至當地法庭，屢訴屢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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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此案二審開庭，庭審持續了約兩小時，張紅兵和被上訴方代理律師出庭參加了庭審，雙方均未提交新證據，法庭未當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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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六十年來，前三十年曆經“肅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政治受難者以及因飢荒而成餓殍等非正常死亡人數，以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千萬，而因為思想和言論被處決的，則是這些政治悲劇中最為可悲的一幕。1 g8 w! P* p  v$ r9 K/ g; d" I' 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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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後的1981年，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所謂“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對前三十年的苦難歷史匆匆做了封印，但對文革的定性“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仍十分嚴厲。

89之後，中國社會對文革極權的反思越來越淡化，在胡溫體制下，對前三十年的歷史研究和文學表現越來越敏感，尤其是李長春主管意識形態後，對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基本成為禁區，中共新掌權的習李體制，對歷史問題則仍延續了前任的實用主義的做法。

1月5日，十八大後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中共新任黨魁習近平罕見地談及歷史問題。公仔箱論壇8 g& Q. }* d0 |: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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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道路問題是第一位的問題，道路是黨的生命。”對中共建政後的歷史解讀問題，習近平說，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雖然“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tvb now,tvbnow,bttvb  C7 D) E* I" u* U0 o/ r0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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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l/ C$ {' h* n# K9 Q5 W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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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歷史問題的說法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tvb now,tvbnow,bttvb# z& ]% K' 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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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說法，雖然表面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所謂不能相互“否定”，既不允許以文革否定改革開放，打擊了極左派，但更重要的是，否定前三十年的政治極權暴力,也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至少在官方層面關上了反思的大門。) b) \) Z( D6 c" {+ C: G/ B

學者丁冬接受財新網採訪時認為，作為文革遇難者的後人，張紅兵申請將其先人墳墓作為文物加以保護，是其行使公民

的正當權利；方忠謀案具有典型意義，更多的類似的個案還沒有進入公共視野。1 z* y% R6 m- y: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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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的估算，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很多，由於思想和言論而被判處死刑的估計不超過千人。他呼籲，民間保護“文革”記憶的努力，理應受到官方的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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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2-27 11:38 AM | 只看該作者

“文革”杀人案开审与追索国家之罪

“文革”杀人案开审与追索国家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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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发表于二月 22, 2013 / e, M* B8 H0 g+ G0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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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8日，浙江瑞安法院公开审理八旬老汉邱某于“文革”时期故意杀害洪某一案，顿时在网络上激起舆论千重浪。有人认为不应该只追究一个普通凶手；有人则认为这这是带有风向标性质的审判；还有人则认为这是国家责任，认为只有公开历史真相，才能进行公正的审判。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u; b, |3 Y: B' G0 t( w
我认为，对于“文革”杀人罪行的追索，不仅必要，还应该与“文革”这一重大国家罪错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对“文革”中数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亡灵的抚慰，还是一个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有助于民族集体反省。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4 \+ }* s( b4 z7 h
“文革”中死亡人数成谜tvb now,tvbnow,bttvb5 X) W, v3 \0 x8 o& x# v
先得说清楚“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我曾查阅无数资料，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死亡数据是共计为172万8千人死亡；这些死亡者的死因都被笼统归之于一个官方给定的模糊解释——非正常死亡。
“文革”中的杀人罪行有哪几类？5.39.217.765 J1 a. A; N" y- K3 K  G
死亡人数不确定，但“文革”中涉及杀人的罪行却可以归类。5.39.217.76, z) M4 O# U% X2 m
第一类杀人罪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所有怀疑、批评意识形态的人、包括对领袖有微辞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列出的数据是13万5千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其中为公众熟知的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他们生前被关在国家的监狱里，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侮辱，最后被政府以反革命的罪名枪杀，其中钟海源还被活杀取肾。可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除了宣布原先的判决是错误的之外，从未为这些罪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第二类杀人罪，是一些地区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庭成员的集体屠杀，有史可考的就有湖南道县（1967年）、湖南邵阳县（1968年）、湖南、广东、广西三省（1967-1968）、北京大兴县（1966年）。政府方面一直将这解释为“贫下中农”的自发“革命行动”。但据已有研究，这种杀人行为是有地方行政机构命令的，比如邵阳县大屠杀的命令来自于该县武装部部长、革委会主任柴春泽；大兴县是奉当地公安局命令行事。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曾查阅逾千种县志与大量内部档案，估算出“文革”时期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大量就死于这种集体专杀。这类罪行，至今官方不仅未见检讨，还蓄意销毁资料。由于中共阶级斗争教育的作用，在当年的杀人者眼中，“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本就被视为政治贱民，活着只配受侮辱与损害，死了也未足惜。据说，在屠杀发生之地，仍然是少数幸存者害怕杀人者。我在少年时期曾亲历1968年邵阳县的“黑杀风”，对这种屠杀的血腥与非正义有着旁观者不能比拟的生命痛感。它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集团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
“文革”中的第三类杀人犯罪，是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曾于1978年6月至1979年8月，经过调查复核相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 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这一数字与《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列出的“武斗死亡23万7000人”接近。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z* g* s- ~6 J) @# y2 k% U+ i
这些大规模武斗发生的表面原因是各“造反派”组织要争正统，即要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争宠，但实质是“造反派”受中央文革的鼓励从“走资派”手中夺得权力后重新分配权力的斗争。这种争夺权力让毛泽东感到造反派不听话，尾大不掉，不利于他要进行的“革命大业”，于是将其抛弃。因此，武斗杀人在“文革”中及“文革”后都受到惩处，浙江瑞安邱某的罪行可归于此类。
追索国家之罪是为了中国的未来
“文革”与“反右”“六四”一样，都是国家之罪，其产生与实施均与国家最高政治权威及各级政权的鼓动有关，不是自然人的刑事犯罪。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必须追究，这种追究不仅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中国的今天与明天。
我一直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诺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l6 Q5 N. _. ^" q' N6 g" M
中国人习惯用“向前看”来抚慰自己虚弱的心灵，除了中共领导人至今还坚持“不能用后30年（改革）否定前30年”之外，我还见过许多“文革”的施虐者轻飘飘地将自己的罪行诿之于“那是时代原因”。殊不知，这种对自身与本民族恶行毫无原则的宽宥，正是中国今天陷入腐败堕落、连生存环境安全与食物安全都得不到起码保证的根源，也是政府发展成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无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无止境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的根源。
一个对自身在和平时期屠杀本国人民之国家罪错毫无悔罪之意并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的政权，人们怎么能指望它担当起将国家导向光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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