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0-8-3 02:26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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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7 i4 F! ?! ^* y% G- C5 @4 C問:陳老師你好,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內地學生。我想就書的內容提一個問題。這本書剛出的時候我就去買了,讀完後我最感興趣的人物是何東生,因為其他的人物,比如小希和她的兒子,在我生活的周圍其實我都能看到這些人的原型,但是何東生,因為他是一個居高位的政治人物,所以我對於這個人物很好奇,就很仔細的去讀。我發現你在描述他的時候,他有柔軟的一面,比如說他看電影,他品紅酒,他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很人性化,但是另一方面,在書中靠近結尾的部分,也是我認為比較高潮的部分,那就是綁架何東生然後借他之口講出政治現實這部分,這個過程中也表現出他作為政治家強硬的一面。其實我最好奇的是,你身邊是真的接觸了像何東生那樣的人嗎?如果是真的身邊有這樣的原型的話,你把他寫出來,他知道你寫他了嗎?當然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這樣的曝光方式對他來說也是有點危險的。我好奇的是這個問題,謝謝。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2 A) {- `: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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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何東生這個人物在書中是一個政治局常委,整天睡不著覺,有的時候會自己開車出去這樣子。書裡面最後一張他用了四十頁做一個獨白,講了一些可以說是一般人聽不到的話,把中國的情況解釋給一些人聽。因為這是小說,只有小說才能做到這件事情,你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逼一個高官給你講真話的,在小說裡面他不僅僅說了真話,而且還不停的說,你想不聽,甚至都要打瞌睡了,他仍然要繼續講下去,一直說到他自己都說「今天講得真是痛快」,如果不是今天有機會讓我說出來可能我進了棺材都沒機會講了,所以官員都是不能經常說真話的,私下對親人、妻子、同事都不敢講真話,所以9 J4 E; e' y2 c* S! H/ `% V6 K4 c
這次他能說四十頁,是因為這是小說,裡面所有的人物我希望都有原型把他們混合,這樣看起來比較有真實感,但沒有一個說是基於某一個人物而特別設計出來的影射某一個人的,因為這麼辛苦寫一本小說其實並不是想影射任何一個人,但也需要一些原型來把他們混在一起。我對真的身處這麼高位的官員是沒有交往的,但是我會認識一些比如退休幹部或者一些八十年代做官後來轉去做企業的企業家,還有很多高管的親戚之類的,就是你隨便吃頓飯都有可能遇到一兩個人是不知道哪個高官的媳婦之類的,這些人我都有見過,但真正比較高級位置的官員,或者解放軍的將領等等,我和他們都沒有來往。/ i I! A2 @! w8 P; U# c* U& b6 p
8 F9 y/ K6 Y8 v1 v問:陳老師你好。很多時候我們看《盛世》,會去考慮一個得失的問題,比如在2013這個盛世裡面,我們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你有香港、台灣和大陸三個地方的經驗,就這三個地方而言,你覺得它們各自最大的「得」和最大的「失」是什麼?還有這本小說會不會令它們彼此更加瞭解?請說說你對三地現狀的這種得失的看法,這個會不會也是你小說的一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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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L- i, [" W7 [陳:寫這本小說有想過是寫給台灣和香港人看,但心目中沒有想這麼多關於台灣人和香港人看這本小說的得失問題。有人問這本小說為什麼不講台海問題,我在書中簡直是沒有講台海問題,反而小說是提到了中國和日本怎樣、和美國怎樣,但就是沒有講台海,儘管書中的一個主人翁就是從台灣過去的,所以並不是說台海兩岸三地其他人都是這樣想。我只能說想中國這種體積的大國的崛起和盛世,和當年台灣和香港的起飛是不同的世界事件。所謂東亞奇蹟,包括台灣和香港,發展成一個比較繁榮富裕的社會,的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但對世界的衝擊並不是這麼大;而中國是另外一件事,這個人口十三億的國家上來了,我們是不應該等量拿它去比台灣是怎樣,香港是怎樣,並不是說台灣香港的重要性會降低,其實對當地人來說當地的情況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的確這樣的情況不是可以放在同一個層面講的。中國的盛世是改變了世界格局的,整個世界格局是因應而轉移了的,而不同於台灣和香港當時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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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之前關於你這本書有一些評論說是關於一些政治密碼之類的東西,但是我覺得這本書很特別的地方是作者的特別。你的經歷,還有你香港人的身份等等。我想講的是另一個問題。最近有新聞說廣州電視台為了迎亞運打算把廣東話取消,把它像全國各地其他電視台一樣統一用普通話廣播,引起很大的爭議。中國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這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但是說到本土文化的問題,你認為究竟我們將來在文化方面如何保存地方文化,你認為中央在可見的將來會保持我們的文化多樣化,還是說其實它的未來是要走向真正的大一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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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這個新聞在廣州引起很大的反響,很多年輕人都上街抗議,用香港的術語來反對這件事,又引用了袁崇煥的話,其實是髒話來反對。汪洋也有發聲說支持廣東文化發揚,所以我相信中國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多元化是一個大國無法避免的事情,沒有一個大國是一元化的,一定是多元化的,這個有國家層面的,也有地方層面的,地方層面的文化只會越來越強,各地都會想恢復它們原有文化,其中一個可能就是為了吸引遊客,要把地方文化又挖出來,所以不可能是退回一個單一化或者北京可以決定所有事情的情況。我相信不需要做到的這點。現在中國有很多東西是可以看到的,剛才提到的連續與轉變,這雖然仍然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官僚統治的國家,但是它的面貌是很多樣性的,如果你閉著半邊眼進入中國,你是玩不完這麼多東西的,還是很自由的。tvb now,tvbnow,bttvb6 Y; ~) {' L% q: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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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陳先生你好,我是來自內地中山大學的學生。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就是,新聞自由是衡量社會開放的一個標準,也可能是陳老師所說的盛世的一個標準。最近幾個月內地各個省市都有傳聞,宣傳部下令禁止各個地方的都市報跨市區傳播國際時事消息或者國內的時事消息,一定要採取中國青年政治報或者是人民日報的文字。而在廣東省近日舉辦的一些代表大會上提出建設若干個傳媒集團,比如價值數百億的南方傳媒集團。你認為我剛才所提到的這些新聞的限制能夠真正的實施呢?它能否真正起到壓抑新聞自由的作用?你怎樣看待內地新聞自由的趨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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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首先我未必同意新聞自由是評價一個國家的唯一標準,因為起碼中國肯定就不是這樣看待自己的,可能再過十年也不是這樣看的,甚至可能要更久,但起碼最近十年是不能以新聞自由作為一個核心價值去維護,從來都未必是。在改革開放後這是反反覆覆的,有時某些題材是開放的,包括八十年代文革的反思,後來又不准了。有的時候是某些題材開放了有些又收緊了,有的時候尤其是最近這兩年是越來越收緊的。所有新聞,包括紙媒和電視,都是國家的。現在唯一國家沒辦法隨時開或者關的,大陸把媒體叫「開關行業」,就是按個鍵就關了你的,可能就是互聯網,互聯網可以說是每個人自己的媒體。這個我相信是不可能完全開就開關就關的,沒那麼容易的,比如你可以翻牆。但其他的紙媒體基本上都是在它的掌控裡面的,這個自由並不是天賦的,並不是人民要求的,而是國家或者政府放給你的,它是可以被收回來的,在任何狀況下都可以被收回來,所以中國是經歷著一個這樣反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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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你怎麼看「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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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這個問題很哲學。和諧這個觀念本身是不錯的,因為和諧一個儒家概念,當時為什麼要提到「和」呢,是針對墨家墨子的「尚同」。墨家的「尚同」是說大家一樣,儒家當時就提出說「同則不繼」,一定要「和」。「和」是什麼呢?是五音一起唱一首歌就叫和,是不同的,但可以合在一起的,就叫和,就是「和而不同」。「和」是要有不同的聲音說出來才叫「和」,所以如果「和諧」,或者網上的人高效地說叫「河蟹」,本身的概念被挖得夠深而能夠自由討論的話,並不是一件壞事,但問題是很難把這些官方的話語在很多大媒體裡面自由討論,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所以變得沒那麼多聲音,沒那麼多聲音就不能夠「和」了,有很多聲音才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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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y. @5 E# q2 C7 t Y公仔箱論壇問:陳先生你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先是在台灣住過,然後在北京,除了要體驗不同地方的文化以外,你去台灣或者北京住有沒有其他的原因?為什麼會選擇定居北京呢?在衣食住行方面北京和香港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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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實我不是土生的,我是祖籍寧波,在上海出生的。四歲來港,在我四十歲以前基本上沒怎麼離開過香港,可能會去外面讀書旅行或者公幹,但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香港。直到四十歲那一年,也就是1992年,我才因為工作去大陸。其實當時是我們在香港做媒體做文化,哪裡工作可以做、覺得自己在哪裡有發揮,就都會去的。所以我不覺得是毫無原因的就去了大陸。當時是打算幫一個香港的上市公司去大陸投資,覺得時間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就在大陸做了三年後回去了。因為 1994年的時候去了台北,發現原來每個人都可以做電視台,台灣當時是沒有管制的。香港當時沒可能做,大陸又做不了,只有台灣只要開了電視台,那些 cable肯收你進去就可以了,大陸的中央台也能收進去,根本沒有審查這回事。只要你和cable談好了,他願意收你了,你就可以做電視台。我就覺得說自己沒有做過電視台,不如去台北做電視台吧,就轉去了台北。一直到2000年的時候我才決定故意又進回大陸,因為在台北留了六年,其實是留了四年就應該走了,但台北實在是太好了,我覺得最適宜移居的城市其實是台北。你在台北隨便找一家店進去吃東西都不會差,但在北京就千萬不要這樣。但台北是很寂寞的一個城市。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沒有人去。台北當時一年入境人數是一百萬人次,包括香港人日本人做生意的,在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時候。澳門是三千萬人次的,大家要知道。世界是忘記了台北,他們是很慘的。我留在這裡雖然很好,但我還想回去看看中國發生了什麼,看看中國這場大戲剛剛開鑼了,我想應該回去北京看看,所以我是故意回去北京的。北京的生活當然和台北不一樣,和香港也很不一樣。北京是一個很大的場面,文化圈子的人數很多,到現在說實話我認識的人也很少,香港的話可能幾年後還能認得七八成,但在北京就做不到。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8 Y) z6 ~0 d P! O( q( B'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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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七十年代的時候我們看很多書,比如《動物農莊》或者《1984》,有人認為這些書影響了東歐方面。你這本書距離1984差了三十年,會不會因此對中國或者其他地方有影響?第二個問題,這次你寫了《盛世》,下次會不會寫一本叫《危壩》?比如說環保的問題和三峽大壩的問題。很多年前劉伯溫有說過說「洪水橫流成澤國,路上行人背向西。」背向西就是說面向東,當時人家說1949年毛澤東之類的,但同時也有說背向西是背向了西方的民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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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原本是沒有想過《1984》的,因為這本書只是寫到2013,如果寫未來一點的話其實可以寫很後,但我並沒有把它推得這麼遠,只是幾年後,這也是挺大風險的,因為只是想寫一個當今的未來故事。我大學的時候看過《1984》和《動物莊園》,但我寫著寫著就知道在大陸一定會有人用這本書和《1984》作比較,所以我故意不去看它,因為怕受它影響,很久沒有看的話印象比較模糊可能就會好一些。因為《1984》這本書全世界可能沒什麼人看,但在中國大陸還是有人會很認真地看的。但《1984》的氣氛和大陸的氣氛會差很遠,它的氣氛是一個相當灰暗的世界,物質沒有那麼好選擇沒有那麼多,大陸的超市是很好的,這完全就是兩個世界,大陸的氣氛是「喜洋洋」的,這是很不一樣的東西。我其實有時會覺得,這是一個翻轉了的1984,是進階版的1984。現在當前的中國並不是1984年所描述的以蘇聯做標準的世界,是已經非常不一樣的了。這本書是開始想去捕捉一個新的世界,極權之後的一個新世界,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我也不知道。至於危壩,當時我和一些人去做環保的時候有提到說三峽大壩遲早要山泥滑坡就會出大事,這個當然希望不會發生,但真的是很危險,現在大陸特別多官方報紙經常放小消息說要很小心,是在放氣球,到時如果出了事情不要說我沒說過,這是現在已經在鋪墊著讓民眾覺得可能真的會出事,報紙上不停地在講這種事情,我就覺得真的很危險,如果不是的話官方也不需要一直在放這樣的氣球。剛開始的時候是有人提過這些的,但是沒被受理,照樣去了建壩。這個我也不知道會不會發生,但劉伯溫之類的東西我就真的不懂了,可能你能看到一些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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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 m" h/ t& F.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問:剛才有人說到《大江大海1949》是一出就被禁了,但你的書沒有一個很確切的禁令,這會不會和你這本書的題材有關,《大江大海》是比較紀實的,而《盛世》是一個寓言式的小說。所以我想請問陳老師您對小說這種題材有怎樣的期望,當初你選這個題材寫著個故事的時候是不是有著這樣的考慮?因為這種類型的題材很可能是能夠打擦邊球的,它是虛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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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你已經解釋得很好了。首先,這是一本小說,是虛構的;第二,這是發生在未來的。對一個未發生的虛構的小說採取這麼大的行動,可能就真的是反應過大了。小說是有一些特別功能的,小說是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和比較曖昧的感覺去寫,而在論文裡面未必可以寫到。其中一個讓我後來寫小說的重要原因就是,在2005年的時候我被邀請寫一篇長文給台灣的學術季刊,寫怎麼看中國,那篇文章我寫得很辛苦,因為很難說得清楚,這是一篇論文。所以我就覺得可能要寫小說才能捕捉到這種感覺,這的確是讓我以後決定要寫小說。以後可能很多關於中國的這種很曖昧很弔詭的東西真的要靠小說才能表現出來。) u6 |5 q4 ?* U"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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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陳先生你好。我去旅行的時候通常發現,中國有很多標語,比如說在農村會叫你不要超生,中國是一個充滿標語的國家。你認為中國人是否真的這麼需要有人經常提醒不要做這樣不要做那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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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我同意的確是有很多標語,雖然有人提出過不要周圍設置這麼多標語來影響市容,但仍然是有很多標語,有的時候會讓人嚇一跳的,有的時候會看到「民主是核心價值」這樣的標語在長安街上,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又被拿下來了。但是我覺得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傳統。在胡錦濤做書記上台不久,解放軍的刊物出了一篇很短的文章說支持總書記軍委的領導之類的,一篇文章裡面用了五十幾次「黨領導」,不停強調我們是很聽話的,可能中國真是一個標語的,或者是重複講某些套句的國家。tvb now,tvbnow,bttvb& l( @2 n! r l) Y8 }4 k, P9 {
) n/ f' H# p, ~% b$ ?問:陳先生你好。有句話說「知識分子永遠都是被邊緣化的批評者」,有的時候我覺得知識分子的話,當政者不喜歡你,平民百姓也不喜歡你,在當下這個時代,你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有怎樣的狀態,以及應該在社會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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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我想你是一個理想化知識分子,現在很多人叫做「公共知識分子」。一般的讀書人現在在中國來說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你是大學教授,有很多方面的專長,而你在政治上不是經常說一些話讓當局不開心的話,你是可以活得很好的,你甚至不需要講假話或者拍馬屁,你只需要做回自己的東西,不要在政治或者社會問題上說一些官方不喜歡你說的話,基本上國家會很照顧你,大學會有很多前分給你,你是可以買房子的。但是如果你選擇了另外一條路,是經常講一些官方不那麼喜歡的話,那麼有一些會容忍你,有一些是不會容忍你的。我們在一個聚會上說,如果你是在北京說這些話,也就是批評政府的話的知識分子,運氣可能比在地方上說這些話的知識分子。在北京的一些重點大學,清華北大的教授,你可能不會出什麼事情;但是在小的學校,你就有可能會出事情,所以還是有分別的,但基本上整體遭遇會差很遠。我有一個朋友在社科院是很有名望的教授,但很多年以來都沒有升職,到退休都是一個副研究員,也沒有給他分房子或者別的特殊優待;但比他學問差的人,只是不去做批評,就能活得相當好。所以在中國的讀書人的傳統,從古代到現在,大部分是跟著體制走的。這些人被迫個個都要講違心的假話,但就不可以逆著體制走,只有少數是對體制有批判性到體制不想容忍他們的,他們會活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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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實我很推薦大家去看陳先生的另外一本書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大家知道這兩年香港其實是有很多關於八十後、第四代香港人、香港人分為幾代的討論,我覺得陳先生在早幾年前就已經對香港的未來和他這一代有很好的反思。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那本書。然後其實就是昨晚我們也有一個聚會,陳先生講的是中港關係。其實我們發覺談完一整晚以後,有一個更深的感受就是,其實我們香港人對於中國的瞭解是很少的,雖然我們每天要面對著中國,但我們對於中國裡面發生著什麼,裡面的人在說什麼,他們怎樣看香港,其實我們幾乎是一無所知的,但中國就在我們旁邊,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部分。所以陳冠中先生在北京居住,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寫出這本書,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經驗,也提出了很多的觀察和反思,所以我們要再次謝謝陳冠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