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由民意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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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諮詢期上周五結束。在各方進一步探討長遠政策發展路線圖之際，值得從務實的角度考慮，香港現下不穩多變的政治生態下，究竟怎樣的政府才能穩坐並有所作為。0 A! u' g. Z3 h8 X+ m( C- Z;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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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特區政府飽經風雨，民主派及民間團體視之為專權，而維護建制者則訴說「官不聊生」。平情而論，特區政府並非民主選舉產生，但也不是獨裁或若港英殖民地年代般的專制。在港人治港及民主問責情緒高漲的特區年代，政府主觀上也好，現實使然也好，均欲爭取民心，並在《基本法
》憲制框架和由港英繼承下來的「行政主導」規範下，盡量回應民意。儘管其整體施政表現不下於歐美民主發達國家，但是由於缺乏民授，又在議會中「無票」，因此政治上屬於「脆弱」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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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民主不舉，故民意決勝負，「民意」成為各方政治角力動員的手段。利益團體、民間組織、以至政黨議員，均訴諸其民意——既有各式各樣的民意調查，也包括「數人頭」的抗議遊行（特別是經歷2003年「七一」50萬人大遊行之後，點算遊行人數似成為新興政治藝術）。至於由部分泛民政黨發起的5區請辭、變相公投
行動，也屬如此數人頭邏輯的延伸而已。) L, x. G* p7 ^6 k!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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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單靠民意去決定政策! `  A, D- c: P3 a% {& v

民調固有其參考作用，但貴乎慎用。若大小施政問題皆可以「民意」解決，則不用設立什麼代議政制，只要每天進行民調或公投便可了。實情是，民意重要，但不應取代公共決策過程中其他元素——包括科學論證、專業意見、社會經濟分析、政治談判、正反辯論等。公共行政強調4個「E」的核心價值——即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效能（Efficacy）及公平（Equity），有人更加上第5個「E」，即可當選性（Electability）；正正顯示不能單靠民意去決定政策，而在缺乏具備資訊的社會討論基礎上進行的民調，則只會得出一些過於簡單及短期取向的答案。

政府不能只立足於民調。民選政府廣義上乃由民意主導的政府，但在日常運作上正好因有由大選賦予的民意授權，故不必事事唯民調是從。民主選舉給予當選的決策者和代議士一個較穩定的授權期限，使能全意地去為整體社會的利益做事——既考慮短期利害，也計較中長期得失，並同時關注跨代利益後果。有時政府需甘冒不受歡迎之痛去作勇敢決定；若事事看民調，只會陷於短期行為。政治人應有為堅持信念而甘願落選的操守。不過，政府如何取得制度性之勇氣與信心，就回歸至根本的體制問題。公仔箱論壇( X1 u5 s1 o, \/ P& m% n$ ~, ^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有兩股相對的力量在主導香港政制發展的思維——其一（主要來自建制）要確保「行政主導」，以利政府有效管治；其二，則爭取政府向市民負責，強調普選與制衡。兩者無必要互為排斥。例如，英國西敏寺模式既造就政府透過對議會多數的控制，以利穩定施政（亦即行政主導）；就算在美國分權制衡的設計下，總統仍會是國家內外政策的主要推手，不會拱手讓權予國會變成「國會執政」（Government-by-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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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10多年了，港英舊式「行政主導」倫理經已為新的政治形勢與生態所逐漸淘汰。北京中央政府大抵上也明瞭未經本地普選授權的特首，根本上很難有效管治，更遑論行政主導，故同意2017年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公仔箱論壇* x! j1 T/ q) ]# }8 |

2017年應開啟政黨政治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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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組別選舉本為邁向全面代議政制的過渡安排，港英於1980年代中引進功能議席，乃以某種選舉方式保留之前透過委任制所吸納的工商專業界別代表，既為穩定經濟利益，也確保其支持施政。不料四分之一世紀後，功能組別選舉卻儼然成政制之鞏固部分。中央現已定出2020年立法會可全面普選產生，而特區政府也明言現今之功能界別選舉不符合普選要求，欲以民選區議員互選之區議會公仔箱論壇/ u! l% A5 k* {
議席「淡」之。各方人士（包括功能團體）應及早思考，如何造就一個新形態又能反映各界利益的立法會。5 D, O- Z& _7 p4 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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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功能議席對政府的相對作用正在下降。首先，在普選訴求高企下，功能議員對政府縱是支持，也不能賦予其所需的公共認受性。而且，不少官員均感到，現今游說個別功能議員之難度，不一定比游說各大政黨低，而議會愈是分化分散，則對凝聚施政共識愈不利。與其視功能議員為自然盟友（但今天功能議員已不會甘心只扮演保皇角色），倒不如切實地建立議會多數黨聯盟，以促進有效率之行政立法關係。如是，則未來特首應有強力的政黨聯繫，才能產生負責任的政黨政治倫理。2017年應開啟政黨政治新紀元。

作者是行政會議5.39.217.768 g9 j7 V. d6 N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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