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14個月,在7000哩外的英格蘭小鎮另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了:我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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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P; }: D2 J; g這恐怕是一個不可能的開端。鎮上莫說是中國餐廳,就連一個中國人都沒有,而我與中國半世紀的關係從自這天之後,就由我以香港為家起一路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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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慶幸能這樣近距離觀看這精彩的旅程,亦因為我出生在英格蘭而不是中國而如釋重負。作為一個聰明和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亦是一個思想獨立和持相反觀點的人),若生在中國,即使我的工人階級背景給了我無可挑剔的「工人」資格,但亦幾乎可以肯定我會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1967年中國關閉國內大學時,我剛好17歲,很可能失去大學教育的機會。我將會因而產生怨恨——過去10多年我在中國內地不同的地方穿梭,接觸與我年齡相若的中國人,便可證實這憤恨——失去了的機會、怨恨那些比他們年輕10年有更好教育、更自信、可以在全國各地「躍進」到更高層的位置的官員。4 }2 w# z1 t+ n6 p/ G+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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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z6 N# }3 B# @ {7 i) [/ t早年對中國印象簡單天真3 Y& h/ f& H( s/ _: ?9 ^/ n
我早年對中國的印象是簡單和天真的,不僅是因為我年輕和沒有經驗,亦因為中國共產黨初期的勤勉使然。我接觸到來自中國的故事,都是說共產主義革命的力量帶來了富裕。共產人民穀物豐收,移山平地來興建新的大水壩,以充滿動人英雄事迹的革命故事去支持革命。以我記憶所及,下鄉為人民服務似已是一種慣常行為。2 g4 x) q- K) z$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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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引人入勝到一個地步足以讓我致函英中了解協會(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和擁有一本自己的毛語錄。這天真的行動使英國情報局軍情五處盯上我——雖然我要到加入了《金融時報》多年後,被軍情五處禮貌地請到他們的總部飲啤酒和吃三文治午餐後才得知。我從不知道他們是懷疑我為中國做間諜,或是考慮聘請我做他們的間諜。他們之後都沒有再找我。顯然,他們是對我不感興趣。真的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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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4 `. r4 J& f/ t直到1976年我成為《金融時報》的一名初級記者,我的人生常與中國交集,不過是不經意的。一個專門研究發展經濟體所面對的挑戰的大學學位,促使我閱讀了大量中國革命經驗的資料。當時學術界對中國的共產社會,以及它如何把和諧與財富帶到中國的貧困農村有濃厚的興趣。但當我在1980年代初在訪安徽時,我才發現了大量令人震驚的細節,我們是被騙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因這烏托邦式的實驗而死。 數百萬中國平民百姓對那些從中得權的共產黨當權者,又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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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金融時報》後數星期,1976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震撼全世界,再之後兩個月毛澤東逝世。《金融時報》以及整個世界都急切地想了解四人幫的動向,以及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安心於華國鋒的領導。這為我提供了我需要的機會,把我的世界毫無保留的轉向中國。面對無法能看清的國度,我對中國的淺薄知識已足以使我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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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摘帽向中國領導人致敬公仔箱論壇$ s6 M* j- o% u5 R; P* X0 w4 u0 M# F
當時,所有對現代中國的認知都經過過濾、理想化,而且幾乎完全錯誤。無論來源是新華社或英國廣播公司對內地電台的監聽,又或是「情報」簡報,我們所收到的資料大部分是一派胡言。對我來說,這些理想化的宣傳衝擊着我1982年在中國的真實生活,當時我用了3個月去教導《中國日報》記者有關商業新聞。我們在北京的工作單位生活簡樸,糧票、每日早操、兩小時的午餐時間、自我批評會,以及設於近頤和園的友誼賓館的監視,都是一種珍貴而有趣的經驗。正如把無私的市民熱誠地工作的理想景象和每日爭相擠進已擠滿人的公交車聯想在一起,又如當聽到友誼商店有香蕉到貨,或飛鴿牌自行車運到時,外國人都趕緊去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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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t5 J) l! n1 m要將今日的中國和1982年那數月的灰暗燈光、不分男女的藍綠軍服和一切換物券聯想在一起,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在那3個月,中國領導人宣布(在《中國日報》內工作,我幾乎是最早知道的人),要做到在2000年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我記得除了最忠誠的黨員外,幾乎所有人都對在未來18年將國內生產總值每年提升8%的挑戰存疑。
1 Q& O: n# [" O) _9 |3 d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q/ ^/ `2 v& B6 R3 Q* c" ?. Y
現在過了27年,我要摘下帽子向中國領導人致敬。不管他們犯過什麼錯誤,無論還有多少挑戰,無論有多少人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原來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大膽前瞻,以及未來幾十年不懈地追趕這目標,將可把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政府比下去。! H5 W' N3 B$ w# j/ Z
5 n s* k. d4 z$ y$ Ltvb now,tvbnow,bttvb現在我們可以親眼看到中國,近乎無阻地到訪國內任何地方,只有西方最自以為是和缺乏遠見的空想家,才認為老一套的固執單一共產主義觀念還實在。我們看到中國更真實的一面,一個龐大、複雜、難以駕馭的國家面對嚴峻的挑戰,和四面八方公開對前行良策的猛烈爭辯。儘管仍然經常讀到有關政治上的恐慌和鎮壓報道,但我有信心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城市整體上生活舒適,一如我出生城市中的大部分家庭一樣。這可不只是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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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