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 疫症中不忘香港學術自由　高教公民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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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症蔓延中香港學術自由正在顯著倒退，然而在乎的人似乎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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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2014年傘運後，香港社會與政治的關係產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北京的治港政策更為強硬，另一方面覺醒與反抗也快速的發展。高教界目睹港大校務委員會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浸大教職員工會主席黃偉國不獲續聘、浸大社工系講師、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被暫停教學職務，乃至有團體持續施壓港大以解僱戴耀廷等。: K" \' E' P- y3 _; C" G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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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高教公民近日公佈的《2019香港學術自由報告》（ https://reurl.cc/k5mZYK ），不僅適時也具重要性。報告追蹤了受訪者關於學術自由狀況的主觀意見，同時也羅列2019年具體的傷害學術自由事件，報告無畏地指認涉嫌侵犯學術自由的始作俑者，包括大學校長、出版社、大學校董、國家領導人、工會與社團人士、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與警隊等，涉及的事件則包括矮化台灣大專院校地位、針對六四事件自我審查、港獨議題討論、新聞出版自由、大學自主、外國學者入境、教育撥款與校董會任命等，可謂方方面面，讀來令人怵目驚心。8 X0 B4 D Z" ?, 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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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高教界人士正在力求反擊，採取包括將學術自由列為大學排名的指標之一、串聯海外學術自由組織，甚至制裁涉嫌侵犯學術自由的人士等，然而情況不容樂觀，許多人仍自私地僅求自保、無暇他顧或缺乏覺醒，面對學術自由的倒退，學術界顯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兩岸四地華人社會的角度觀察，香港高等教育的教研水平儘管位於前列，然而學術自由的處境卻尤為嚴峻。中國大陸以黨領政，黨組織滲透到包括教育體系等整個社會，難言思想自由固不待言；澳門也在回歸後與中國日益接軌；台灣儘管藍綠陣營仍有滲入高等教育，但是成熟的公民社會以及自由發達的傳媒讓民眾對學術自由更為關注與審慎，避免重蹈白色恐怖的覆轍。香港卻不同，自董建華時代以降，教育產業化，重研輕教、彈性聘用以及管理主義盛行，讓高教界人人自危，不是採取向建制靠攏，以政策來決定研究方向，就是化身為政府政策的化妝師，為其包裝與辯護。總之資源決定了生存的方式，犧牲的是學術自由與教育質素。

學術自由不是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具體而切身的生存狀況。香港學術自由主要應由香港人自己捍衞，而外來的學者或因為教職的安定性，或是經費與後續研究的進行，乃至缺乏歸屬感等因素，較難站出來發聲；另一方面，香港學生投入高等學術研究者稀，本地教職在全球招聘的旗號下日漸由外來學者所充斥，這構成了現實的結構限制，也是為甚麼過往許多學術自由的爭取以及公民社會的參與主要是由較具穩定教職的本地學人無私地參與。疫症過後的生活可望重返正軌，學術自由若是喪失則影響較疫症更為深遠，怎能輕視呢？

葉國豪tvb now,tvbnow,bttvb3 g/ R+ E. t3 @, ?. _% y" {; `; C
高教公民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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