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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有大陸作者提到發表在1951年10月號《人民文學》上一篇老舍的文章，老舍記述自己在「新社會」的思想轉變：人民群眾在天壇批鬥惡霸，全體高喊「打倒惡霸」，老舍說他自己「也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打！』為甚麼不打呢？！……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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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讀這篇文章，相信許多人都會大為驚訝。老舍那年已經52歲，他在我心目中是一流作家，他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都是我的至愛。一個留學英國多年的傑出作家，一個睿智的人，怎麼可能會對一個失去抵抗的人喊打喊殺呢？但老舍不是個別例子，中共建政後幾乎所有大陸的知識人都處在這種群體的「恨仇敵，愛國家」的情緒中。發展到文革，這種情緒更陷於狂熱。8 F1 [/ z. K/ H, n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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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和所有左派人士一樣，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也相信毛澤東所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文革至六七暴動期間，許多我敬佩的寫作者，在《大公》、《文匯》寫文章，其中金堯如用「管見子」筆名連載的對文革和六七的解釋洋洋灑灑，相信他出自內心感受而不僅是奉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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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u& W* t2 J$ r5.39.217.76這種「恨仇敵，愛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反對殖民地壓迫的未經思考的先驗思想，歡呼中共以相信群眾、發動群眾的方式去糾正特權和官僚的錯謬，成為群體的意識，並在不斷重複中加強，讓每一個處身在群體中的原本會獨立思考的人，也如睿智作家老舍那樣，變成情緒性「喊打喊殺」。公仔箱論壇5 q3 M4 p4 h: d& v
: v: B1 R- k5 R1 h% u8 G- O- n多年以後，我讀到19世紀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的書《烏合之眾》。他在書中說：「不是整個世界比伏爾泰更聰明，而是伏爾泰比整個世界更聰明。」整個世界指群體，伏爾泰指未被群體意識綁架的個人。他認為，群眾永遠比個人愚笨得多。一個睿智的人置身在群眾中，很難保持自己的個體性，而會隨着群體、跟着感官行事。一個孤立的個人，很少會對另一人施暴，但在群情洶湧下，即使溫情、文雅人，也會隨着群眾對無力反抗的人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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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說：「甚麼群眾？都是群氓！」她肯定沒有讀過勒龐，但那是她觀察所得的經驗。但我在一大群我曾經佩服的作家、知識人的集體「喊打喊殺」聲中，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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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有新華社（中聯辦前身）的領導告訴我一件香港人過大陸海關的事，香港人被問在香港做甚麼工作，他以崔世安式的普通話回答：「做鬥木。」鬥木，廣東話即木工，結果立刻被抓起來審查，因為邊檢人員聽到的是「特務」。正常的思維，如果是做「特務」，他會自己說出來嗎？但在群體的敵情觀念下，正常的思維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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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 Z" P0 m2 ^5 u5.39.217.76很難讓現在的清醒的個體去明白置身群氓中的迷失，只能用勒龐的話說：在群氓中的個人，絕對比他個人獨處時愚蠢。現在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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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發表於 2019-4-24 12: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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