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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海小學發生教師輕生事件後，又有報道指「教師拒講是非被校長罵離群」。人們也許要問，究竟學校是一個甚麼地方？不少人提出要「優化」校本管理，但這只是從由上而下管理的角度出發，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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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8 y" d/ k& d$ @' i教師聽命於校長，校長聽命於法團校董會和教育局，這彷彿是理所當然的，於是遇上不理想的上司，在層層施壓的情況下，教師往往成為磨心，有人稱此為鎚仔揼釘釘揼木，有人以此為共業，彷彿大家都身不由己。這是一種認命的看法，彷彿我們只能期望有一個好上司，一個好行政長官，這與古時期望一個好皇帝一樣。這種文化，在中國人的社會可謂根深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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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與納諫好像是孿生兒，這是中國文化中自古便鼓勵的上司與下屬關係。只是能夠納諫的英明在上者不常有，不能因對納諫者沒有期望，就怯於發聲。敢言，指出問題所在、揭出不公不義，本身便是一種力量，讓獨裁、濫權者不敢肆無忌憚、讓被欺凌者得到聲援。敢言，誠然與敢言者的性格與識見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敢言的文化，那才不致讓個別的敢言者單打獨鬥，甚至「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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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敢言的文化土壤，在現今的香港並未出現。中國人最愛說槍打出頭鳥，因而我們都期望別人為自己發聲，敢言談何容易？我們害怕的，可能只是上司透過職權反覆查卷、查簿、睇堂，嚴重的可能是威嚇辭職、丟了飯碗。敢言者常常要付出代價，在學校這辦教育的地方，也不能倖免。! A: q# H8 t) m% l
w+ e9 d" f% l1 }我們退而求其次，鼓勵吹哨者，鼓勵內部人員勇於揭發不法，正如東華三院處理李東海小學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承諾提供資料者的私隱保密，不用擔心與調查委員會會面有任何後果，這種免責的做法便得到不少稱許，因為我們都明白給予吹哨者更多保護，才能讓知情人士檢舉時無後顧之憂，這鼓勵的是「戴頭盔」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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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是一種私下的行為，往往是單打獨鬥的，然而敢言的文化，在於公開的，一旦形成了，也可以營建群眾的力量，對於不公不義人人有發聲的責任，是更健康的處理問題的方法。看到不公不義，若害怕因發聲而對自己不利，則往往投鼠忌器，因而噤聲，成為「鵪鶉」，可見保護發聲者的制度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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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法團校董會等有責任建立一套保護發聲者的制度，在制度上讓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讓校園成為一個敢言的地方，這不但有助於學校機構的健康管理，也是對莘莘學子的良好教育示範，更有助於推進敢言文化。只有在校園中建立敢言文化，學校才能成為師生工作與學習的樂土。, _$ }( T: n7 b$ s% B) j4 S9 d
$ q6 y% m) r* Z* itvb now,tvbnow,bttvb如何培養出敢言文化，重點在於發聲者不須負不合理的代價。在校內營造敢言的環境，鼓勵提出意見，發聲者不會動輒被清算、處理、懲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甚麼情況下才會複查試卷、重複查簿，有所限制，不讓發聲者被無故地反覆查卷、查簿，不至擾民而又不失專業。制度不該是由上而下的條款，而是由全部員工共同制訂的。校政民主化，就從保護發聲者的制度開始。讓仗義執言成為校園的風尚，不做鵪鶉不戴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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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K1 b$ s+ k6 X2 L- D) B施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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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9-3-28 12: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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