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杜耀明: 勿把文革遺毒帶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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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五．一六通知》，把黨內不同派別視作死敵，進行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更到處尋找敵人，把鬥爭擴展到社會每個領域，再通過運動群眾，以慘無人道的政治和武力衝突，全面剷除反對毛澤東的朝野內外人士。此後十年，毛澤東全面奪權，政治權力一人壟斷，社會陷入不斷鬥爭，經濟停滯不前，思想千篇一律，是名副其實的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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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可怖，不單是個別領導人喪盡天良，而是整個權力制度對野心家缺乏制衡，甚至可以說，讓執政者為所欲為，壞事做盡，傷害最多的人。換言之，即使毛澤東沒有獨攬權力，或者掌權力另有其人，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足以是萬惡之源。建國前，遠至上世紀30年代，中共在不同根據地大規模肅反，冤假錯案數以萬計，到40年代延安整風，一時之間，諜影重重，其實是領導人以各種藉口迫害異見者，以求趕盡殺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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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中共強勢執政，1951年毛澤東討伐電影《武訓傳》，使文藝界全部姓黨，1957年反右運動，以陽謀引蛇出洞，把55萬人打成右派。接着火頭燒向黨內，國防部長彭德懷批評“大躍進”無知、冒進，反被罷黜，再打成右派、反黨集團。到60年代，毛澤東為要滅絕異見，由文藝、經濟到歷史、哲學的無數黨內權威，都一一被打倒，同時大搞株連，每趟都有成千上萬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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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文革後，鄧小平帶着歷史的重託推動改革開放，為中國尋覓新路。但面對89年民主運動，卻可以絕不手軟，下令軍隊屠城。到習近平上台，一面反貪打老虎，一面整頓異己，清洗意識形態領域，嚴厲對付維權人士，把更多權力集中於總書記手上。這一切極端行動，都以極權制度為支撐，分別只是掌權人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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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目前的社會境況與文革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但執政者對絕對權力依然緊握不放，對異己依然視為仇敵，以言入罪，不容半點“妄議”，有時甚至不顧真相和公義，如不去追究假奶粉和豆腐渣工程的製作人，卻但求維穩，對追討責任的受害人親屬諸多刁難，甚至恐嚇、檢控和判刑，以示權力不容挑戰。

由這種統治者君臨天下、容不下半點異見的文革心態，便不難理解張德江訪港期間，香港警方何以勞師動眾，大幅提高警戒級別，採取“反恐保安行動”，目的就是杜絕反對聲音向當權者表達的機會。其實“恐怖分子”有嚴明的法律定義，其名單亦已刊憲，根本與近日上街抗議張德江訪港的政治團體無關，但警方卻以對付恐怖分子的強硬手法應對。儘管與文革期間的武力鎮壓不可類比，但警方的罔顧事實，以堂而皇之的藉口，自欺欺人，以圖扼殺言論自由，彼此可謂互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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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香港保安當局已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港人在山嶺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是行使表達的權利，若不礙他人的其他權利，當局有責任盡量協助掛幡人，只須同時限制圍觀者，避免造成危險。相反，警方竟以避免有人圍觀直幡，引致安全問題為由，派員到獅子山頂紮營看守，實際上是想嚇走掛幡者，剝奪他們的表達權利。警方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卻做了，還不怕貽笑大方，以歪理解釋敗行，與當年文革“抓革命、促生產”那種偏離常理的誇張說法，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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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政府全力奉迎張德江，罔顧事實、編織藉口、扼殺言論自由這些文革遺毒，也植入了特區施政者的腦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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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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