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趙永佳：金融海嘯造就「民意逆轉」？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6-5-17 12:25 PM 編輯 tvb now,tvbnow,bttvb% _. }% [9 b& z;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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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佳：金融海嘯造就「民意逆轉」？* O0 q- j% j2 P; ?

我早前在4月 19日《明報》觀點版發表〈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一文，嘗試論證2008年是香港居民身分認同的轉捩點，並提出初步詮釋。其後周八駿博士在《大公報》5月12日以〈客觀分析香港主流民意〉回應，文中似乎同意2008年是轉捩點，但卻認為我（和林泉忠教授）「沒有涉及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2008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展開全面深刻調整」。+ ]- F# O  F4 p9 _5 U: k1 w# {7 O
感謝周博士參與討論，並提出不同意見。他將港人身分認同放在全球格局中考慮，尤其是「中國模式」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所作挑戰，的確是思考香港主流民意逆轉的重要脈絡。! M+ k& i5 a; v5 r1 A7 C5 ?0 W5 c& Z

〈客觀分析〉一文強調「香港社會主流民意依舊為西方意識形態所支配……而且折射2008年以來全球變局對香港主流民意的前所未見的衝擊」。作者質問：「如果不是對長期以來所依靠的西方陷入了空前危機深感恐懼，何需對弱不禁風的母語教育和若有若無的國民教育痛下殺手？」言下之意（如果沒有理解錯誤），民意逆轉是港人對中國崛起對西方的挑戰所作回應，因此「一部分香港居民不只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是陷於對香港、和對自身的前途和命運，陷入前所未有的惶恐和糾結」。8 N8 \5 L' Z8 h

國民教育並非做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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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的確沒有討論到全球政經脈絡，對身分認同的影響。一篇報章上短文沒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只能集中闡釋最直接相關的因素。所以當然也不否認外部因素與香港社會發展的互動，事實上我和呂大樂也曾合著一本英文專書，討論香港作為全球城市，是如何在全球（global）與國家（national）力量拉扯下發展。

至於港人價值觀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我也完全同意。香港畢竟是相當現代化、西化的國際大都會，因此這也是毋庸置疑。在雨傘運動期間，我曾寫成〈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一文（刊2014年11月9日明報），嘗試說明年輕港人，對「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追求，是極為明顯，故此才有在政制改革商議過程中，堅持符合「國際標準」的政制方案。5.39.217.76$ d+ n$ L  {. T+ A$ G6 r2 J! Q

而且，這種對「普世價值」（或可算是西方意識形態）的追求，也是回歸以來，香港公民教育不斷強調的價值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之下，港府對青年學生「灌輸」的是「當家作主」、「積極參與」的主人翁式公民意識，因此面對（他們覺得）和這些普世價值相違背的某些內地政治社會問題之前，他們會產生負面情緒，也是毫不為奇。故此我在〈解讀港人〉一文中，將民意逆轉的「契機」歸因為單向式國民、公民教育的不足。我認為，國民教育並不是做得不夠，而是回歸以來的國民教育過分強調「認識中國」的必要，並在情感上認同中國，而忽略了令青年學生全面並充分認識和理解「中國模式」的矛盾與複雜性。

為何2006逆流而上 2008後轉向？

國際形態的急劇轉變，不可能完全對香港沒有影響；但中國崛起對西方挑戰，不是一時一刻的事情，在千禧年代，也可算是常態，而港人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也算穩定。我們要解答的是，為何在2006年、2007年間，中國認同還是可以在這大環境下「逆流而上」，而在2008年之後才轉向？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是當年金融海嘯，徹底顛覆了港人對西方式資本主義的信任，但港人沒有因此而「投向中國模式」，反而產生思想混亂，並開始抗拒中國。因此，回到2008年，細心檢視手上證據，我們才有機會解開「2008之謎」。tvb now,tvbnow,bttvb+ i# ~) f1 R' ~1 @
金融海嘯影響或更多表現在年紀較大者* [& U0 \2 X2 S% _2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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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我引用的中大亞太所身分認同調查是在4月及10月進行。2008年4月是高峰，當年9月爆發的金融危機之後，10月開始大跌，似乎表面證據和「海嘯論」脗合。為了更仔細分析2008年，這裏我再找來另一項長期數據：亞太所的「香港政府民望調查」。調查是每月1次，訪問700多至1000名成年人。其中有一條問題，問及市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也可用來約略測度港人對中港關係的感覺。從附圖可見，從2005年1月開始，回答「滿意」的百分比，無論是年輕人（18至30歲）或較年長人士（30歲以上），都是穩步上升，直至2008年5月（汶川地震後）至最高位（年輕人52.8%），然後下滑。年輕人的滿意比例，在9月份再反彈，然後在10月就急挫，在2009年3月跌至低點（19.6%）。由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共跌了超過 30個百分點，而2009年後此項數據在年輕人當中就再沒有回到30%以上。
觀察這系列數據，我們當然也可推測是，9月份金融危機引致對中央政府滿意程度大跌。不過這說法有兩個疑點。第一，美國雷曼兄弟在9月15日倒閉，導致全球股市大跌，隨後幾日在香港網絡論壇就已引起「恐慌性討論」。9月22日雷曼事主舉行大會，又再引起港人關注。但亞太所調查是在9月24至26日進行，金融海嘯引起對中央政府評價效應，理應已出現，但當月滿意度，反而出現反彈。1 M( u  R7 e7 G) Z

更有趣的是，當月年輕人和年長人士的滿意度呈相反表現。年輕人由30%反彈至37.7%，較年長人士則由46.4%倒跌至 40.6%，由此推論，金融海嘯的影響，可能更多表現在年紀較大人士身上。「少年不知愁滋味」，同月神舟七號成功升空，可能更受到青年人關注。全球經濟危機，未必是當時影響他們感覺的最重要因素。tvb now,tvbnow,bttvb, W: k' ~  v9 {8 H( 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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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金融危機引發認同危機」和數據不一致

幸好「海嘯」後亞太所持續進行了多次有關市民對金融海嘯意見的調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年齡層的反應。感謝所內同事為我提供了按年齡分類（請注意分類方法和上面調查稍有不同）的數據，這裏我摘錄其中兩次調查結果來說明（見表）。2008年11月進行的調查中，當問及「海嘯」對個人生活質素的負面影響，明顯較多年輕人覺得沒有影響；到了翌年2月，當我們問同樣問題，年輕人的回應還是相當穩定，36.8%覺得沒有影響，反而年紀較大被訪者持同樣意見者急劇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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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份的調查，我們又問到一些對當時經濟發展的看法。當問及香港經濟發展應否和內地加強融合，青年人回答「應該」的比例稍低，但也低不了多少，大部分和其他年齡人士一樣覺得要加強融合。更重要的是，當問到哪一方最能幫到香港推動經濟發展，每一年齡組別其實都認為中央政府最能幫助香港。年輕人比例較低，但也是最多人覺得中央政府（相對特區政府、立法會、商界等）的幫助最大。
由此看到，一方面當談到經濟問題時，年輕人和其他年齡層一樣，差距不大，但顯然他們對金融危機的感受卻沒有那麼深。另一方面，從數據上看，身分認同逆轉，並不適用於所有港人，而是集中在年輕一代。偏偏他們對金融危機沒有太「上心」，在經濟問題上對中央的看法也無大差異，因此如果說「金融危機引發認同危機」，似乎和數據不太一致。相信當時大部分港人面對金融海嘯時，都不會將責任算到內地身上。當然這也不能否定外部因素，可能循其他途徑影響香港青年的身分認同，但我們卻似乎還未有證據證明兩者關係。將來我們顯然需要以更精細的方法，來了解港人是如何看待中國，和不同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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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令年輕人了解中國陰暗面失免疫力- t9 n: A3 s0 C9 u) _

那麼，如果我們問2008年究竟發生什麼事，令香港年輕人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會得到什麼答案呢？我的基本看法是，在香港回歸的「蜜月期」，我們沒有令年輕人了解到中國發展的挑戰和由此而出現的陰暗面。因此，當有關中國內地的負面現象，浮現在日益關注中國的年輕人面前時，他們就沒有「免疫力」，甚至會產生不良反應，進一步認為中國「不值得」他們認同。因此，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後遺症，和「毒奶粉」事件可能影響最深遠，甚至蓋過了震災、奧運和「神七」的正面效應，而扭轉了年輕人對中國的感覺。

「2008 究竟發生什麼事」，可能是我們重新認識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國的感覺逆轉的一道「必答題」。只有我們小心論證、仔細分析現有數據和事實，才有機會全面解答本土思潮冒起這個難題。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本土主義，也只有正確解了這道題，我們才能找到出路，去回應當下一國兩制面對「本土」，甚至分離主義的衝擊與挑戰。在這課題上，我願意和各方人士「眾籌」不同假說（hypothesis），再通過實證研究，找出哪才是最適合的答案。公仔箱論壇2 b( S, w' d$ t8 g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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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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