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周日話題﹕香港，回到18世紀的英國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6-3-6 05:52 AM 編輯

周日話題﹕香港，回到18世紀的英國
文﹕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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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評價取得 6萬多票的梁天琦？單評價他的政治立場，很容易，他及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大致類同西方的右翼民族主義者（當然是「香港民族」）；要挑他論述的毛病也不難，蕭若元最近在《最新蕭析》中批評梁的本土定義前後矛盾、觀念不清，雖難免予人有黨爭之感，但批評得相當中肯。然而，政治與愛情相似，不太講邏輯與實證，最重感覺。而且，這些判定容易，卻可能忽略了其更深的政治歷史含意。

雖然本民前去年剛成立時，已有反水貨踢行李箱的行動，但健忘的香港人注意本民前，大概是始於年初二的旺角騷亂。騷亂以及之後的「寧為玉碎」的修辭，梁天琦的「忠誠、團結、犧牲」豪語，有人說有法西斯味道，頗具爭議，但說他喚起共同體最後一戰的悲壯感，大概沒有錯。這種集體感覺也發酵出「暴力革命／非暴力改良」的二分，充滿「暴力革命」的想像。愈來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接受、支持，甚至參與這種想像與行動。相反，由泛民政黨及社運團體領導的非暴力改良，漸漸失去市場。有些論者更乾脆直接採用清末的革命派與維新派來理解當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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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騷亂偶發非黃花崗起義

不管香港如何本土化，政治論述似乎還是離不開大中華的現代歷史經驗感覺，此為一例。把旺角騷亂類比成清末的革命派起義，其實有點牽強。孫文一黨在清末無法如梁天琦般參政，况且，年初二騷亂與本民前的關係仍然撲朔迷離，我們只知道，前者不是黃花崗起義，後者亦非同盟會。同時，究竟誰或是否有組織預先策劃，難有明確答案，觀乎騷亂參與者的行為，大概是偶發的。因此，即使認定泛民為康梁一類，「革命」帽子也不可以隨便扣在梁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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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時資料看，旺角騷亂比較像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的「九龍騷動」（官方命名），與1920年代末由中共領導人發動的城市暴動、1956的雙十暴動、六七暴動等，都相差十萬八千里。突發騷亂在現代政治中，雖時有發生，但畢竟不是常規政治抗爭。既然是突發，訴求不清，策略及手段不統一，單純判斷一場騷亂為左或右，革命或改良，意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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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騷亂在前現代的政治中，出現次數頻繁，也是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例如明清時期日漸增多的民變，另一個例子是歐洲在18世紀的農村騷亂，尤以食物騷亂（food riot）為重要類型。這些騷亂只有臨時的領頭人，沒有持久組織，只有零星小組織參與或點火。事件背後雖有一定政治經濟原因，但大致屬偶發的事件。旺角騷亂由小販擺賣而起，很有18世紀英法城市騷亂的特質，例如，突然冒起頭來的領導者，如黃台仰及梁天琦，以至一群本土派領袖，乘風而參選。事實上，騷亂當晚在與警察對峙之間，本民前甚至突兀地宣布梁天琦要為選舉而遊行。1966年的杜葉錫恩絕對沒有膽子及條件去乘騷亂的風潮。

想起18世紀英國維爾克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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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筆下的18世紀英國「激進派」人物維爾克斯（John Wilkes）。（網上圖片）

這一切令我無法不想起18世紀的維爾克斯（John Wilkes）及其追隨者（Wilkites）。話說當年英國王室還不是虛君，國會也遠不是普選，英王喬治三世獨攬大權之餘，還滲透到國會，保皇派主導，打壓異見。維爾克斯推動改革當時腐敗不堪的英國國會，爭取言論出版自由。他屢次參選，又多次被英王把持的國會褫奪資格，英王甚至用誹謗罪要把他關進牢房。* v' s4 S# t( g  {7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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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倫敦的低下層自命維爾克斯的追隨者，參與一連串騷亂，當時雖已有請願派傳單，喊出「沒有自由，沒有國王」及「維爾克斯與自由」等口號，但間中亦串插與保皇派群眾毆鬥，襲擊有財有勢者的府邸等騷亂行為。1768年，在聖佐治廣場（附近是關押維爾克斯的監獄），騷亂群眾遭軍隊開槍鎮壓，史稱「聖佐治大屠殺」（Massacre of St George's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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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標準看維爾克斯，他既有激進派特質，也有點投機，他離經叛道個性，口才出眾，成了他的生存之道。1774年他當選倫敦市長，是維爾克斯運動的頂峰。但是，入了體制的他，愈來愈無法駕馭那些追隨者，特別是參與騷亂的平民。與18世紀大部分騷亂一樣，參與者的社會成分複雜，以工人及小商人居多；政治派別多樣，有主張限制王權的輝格黨人（Whigs），也有他們的死對頭保守派托利黨人（Tories），更有大量非國教派教徒。這些人當中有激進，有保守，也有反愛爾蘭人的種族主義者。難怪維氏甚至跟英王說，他自己不是維爾克斯主義者，而他則因為支持鎮壓反天主教的哥頓騷亂（Gordon riots）而被群眾捨棄。觀乎維氏的遭遇，梁天琦的政治路途並不如他的口號那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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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英法18世紀城市騷亂是一個過渡階段。城市平民蹣跚學步，學習抗爭，當時還沒有現代政黨、沒有像樣的社運組織（有些簡單的小社團），群眾的政治界線不清，連有點紀律的遊行也不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認為，接下來世紀之交，以至19世紀爭取工人權益及普選權的憲章運動，就是這個難以定性的「暴民」（mob）傳統的後續，非國教派的激進工人領袖把它重新挪用及組織起來，成為左翼政治的源頭。5.39.217.76& s. h5 q, |9 s

公民政治學步左翼政治源頭

如果我們把這段歷史生硬地普遍化成社會進化，旺角騷亂可以說是一種「反祖」現象，回到1966年九龍的彌敦道現場，甚至有點像18世紀英國騷亂與改革共生的街頭。5.39.217.760 p( i5 p' a2 r+ n2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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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1990年代以來，由半調子形式民主、政黨政治及社會運動所構成的公民政治文化（或借用羅永生的「虛擬自由主義」來理解更好），好像有點無以為繼，面對北京專權在香港擴張，容易令不少本來便沒有多大公民社會認同與想像的人感到幻滅。近年網上流行歸咎泛民主派的無能，本土派更進一步製造「左膠」及「港豬」罪人。不過，宏觀一點看，這也是普遍的民主危機及民粹主義冒起的症候﹕西方國家極右民族主義政治明星雖不至於三分天下，亦穩佔角色；有人甚至把美國特朗普的冒起，亦歸為新自由主義殘害社會後，社會底層白人以法西斯面目進行復仇。7 R2 V# e1 D$ v, f* g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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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困於無法動搖的一國憲制5.39.217.76- V. J/ c7 p0 S  L( Q+ L

然而，宏觀的大勢，不應用來解釋掉香港的特殊性。嚴格來說，香港不算是「反祖」，因為，香港的公民政治文化先天不足，只能算是半真半假的進化。我們的半調子民主自由勉強算是爭取回來的成果，但卻更大程度是「賜予的」，是港英統治晚期（加上與中共協商）培植出來的，扎根本來就不深，拔苗助長下，卻一度以為繁花似錦，妄想躋身民主地區之列。現在看來，我們勉強只是18世紀的英國階段，而且，香港反對派與維爾克斯相比，條件只有更差。維氏以「愛國者」之名，改革一個名不副實的憲制（「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其實是當時保守派罵他的話），而香港人則被困在無法動搖、難以認同卻又名實不副的「一國」憲制之中，爭取小城自己「一制」的憲制權利，至今妾身未名。4 @1 n( ]/ F3 O$ h$ X' h0 N# X

我以為，香港如今的政治形勢，並非任何改革之路無望，若無望，為何連本土派也趕着要參選？都說是抗命的年代，到底是個怎樣的年代？大概像晦暗、混亂的18世紀歐洲時期，是香港人重新學習公民政治的年代。我並不同意本土派對泛民的全盤否定，但現下的確是重新估量及重整公民文化的時期，沒有什麼可以視為理所當然，包括那「被賜予」的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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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18世紀並不是必然革命的年代，因為，除了法國在1789年意外地發生了一場革命，它對岸的英國，以至不少歐洲國家的平民騷亂，並沒有導致革命，那是個漫長的社會及政治改革世紀。平民沒有現成的公民政治手段，也沒有革命武器，卻在喧鬧之中，一跌一碰下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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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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