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香港: 母語教育與情感政治:香港的大學和中學授課語言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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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n8 ] M- M; ~9 ]! B* Y( n【文:許寶強】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8 ^* C; K5 L1 |9 a! V9 R/ ~
( ~2 E2 G4 W& L) A% |, v d: Z公仔箱論壇聽完陳永杰的報告後,我覺得我的論文大概是他文章的一個補充。陳永杰談廣東,我則講香港,這好像是有一個地域性的分工,也在規模上有種從大到小的關係。此外,我發現還有另一個層次的互補,我希望可以從教育的角度,去補充剛才講者所提及的語言政治的問題。. j; _. O5 a3 R, S$ B$ 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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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紹香港的一些基本背景資料。201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香港人口使用語言的分佈,過去十多年的變化不是很大,廣東話作為日常生活的用語,或是本地絕大部分人口的母語,大概佔香港人口的百份之九十,再加上客家人、潮州人。現在很多圍村裡第二、三代的客家人、潮州人其實大部分已經是講粵語的,他們或會在圍村裡講客家話,但是在村外的日常生活幾乎都是講粵語的,所以是一個雙語操作的社群。因此,香港可能有接近百份之九十五的人口,主要是用粵語來作日常溝通的,這跟新架坡、馬來西亞的背景很不一樣,香港的語言同一性是非常高的,我們必須從這個背景下去理解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tvb now,tvbnow,bttvb. F' q: n* \0 _: w
# E- ?( P3 E7 z* N+ g, D2 Atvb now,tvbnow,bttvb再看看另一些關於香港的基本數字。香港小學學生的人數,有三十多萬,中學學生人數約四十多萬,而非本地華裔的學生,包括南亞裔的學生,只佔1.8%至2.6%,所以學生當中的語言同一性也是非常高的,操粵語的本土學生佔絕大部份。大學也如是,但是不懂粤語的外來學生數目已愈來愈多,例如整個香港的大學研究生比例中,有76%並非是香港本地的學生,他們絕大部份是不講粵語的;非本地的大學本科生也上升到百份之十一。在大學學額沒有增長的前提下,本土的中學生入讀大學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這也是香港近年出現保護粵語運動的其中一個社會脈絡。外地生的主要來源,是中國大陸,例如來自外地的大學本科生當中,大概75%的學生是來自中國大陸,研究生更差不多佔90%,這是一些必須了解的基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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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x$ U0 Q% y- _/ L黃庭康的文章談及五十年代香港中文學校面對的問題。這裏稍為補充五十年代之後的中文學校或中文教學的發展。三十年代的Burney Report已經提到,母語教育是一種很好的教學語言,應該要推廣。Pennycook (1998) 的研究也指出,殖民政府不是完全想壓抑中文教學,因為中文也可以是很有效的殖民統治媒介,特別是三十年代發生了省港大罷工後,英國殖民政府為了令香港隔絕於中國革命氛圍的影響,也願意推動中文教育,尤其強調服從上位者的簡化了的儒家思想,而非鼓勵全民學習與民主自由、個體權利等價值觀相對親和的英語/英國文化,這是頗有意思的。跟新馬的相關討論一樣,以英語學習,也容易把英語背後的文化背景,包括個人主義、自由民主等「西方價值」也引進過來;然而教授中文,特別是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國文化」,其實與殖民統治更容易接合,所以港英殖民政府並不抗拒中文教育。於是,整個二十世紀,殖民政府借助外國的顧問研究,又或透過本土的官員,反反覆覆提出香港需要回到母語教學,把中文作為教育語言;然而,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往往又總是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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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65年的一份國際報告書建議香港應推行母語教學,但政府說因為英語是商業上很重要的語言,所以不贊同。之後,經歷了1967、68年中文運動的推動,香港政府調整了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所有小學都是以中文(廣東話) 授課,於1973年出版了綠皮書,並建議初中應該採用母語教學。而1974年中文則成為了法定語文。tvb now,tvbnow,bttvb) u* f) i+ s/ J0 \: x; J& R
4 D& c6 U U( L P1973年推出的綠皮書可能跟中文運動的蓬勃發展有關,可視為對民間壓力的一個回應,但也不僅如此。七十年代中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香港還存在童工。英國殖民政府當時面對主要來自歐洲的國際壓力,香港的童工令英國尷尬,於是港英政府就順勢於七十年代末推行免費初中,將童工轉化為學生。然而,突然間增加了這麽多學生,尤其是當所有以中文學習的小學生全都能升讀中學的時候,應採用甚麼教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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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6 K2 A. b那時候的港英政府原想在初中延續小學的中文教學,但在家長和學校強烈反對下,沒有通過。從數字上可看到,1958年到1988年的中文學校佔全港學校總數的比例一直減少 (表1)。如果初中亦轉為中文教學的話,中文中學的比例自然不會一直下跌。家長和學校之所以反對母語教學,是基於實用的考慮,覺得學生進入非英語教學的學校環境,未來進入高中及大學的機會也會減少。5.39.217.760 ]. \7 _ r+ v) k$ }2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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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58-1998年的中、英文中學數量與學生人數公仔箱論壇8 w% G2 g* o/ J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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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k" _. E' D經歷這次反彈,初中母語教學就暫停了一段時間。之後,不同的研究,包括1982年的外國的顧問報告書(the Llewellyn Report),也清楚指出,放棄母語教學將產生很多負面的效果[2],特別是在80年正式建立九年免費教育之後,由於再沒有升中試作為篩選的機制,一批英語能力較低的學生也可以直接升讀政府津貼的英文中學,而他們的父母也沒有能力支援子女學習英語,於是學生學習的效果是非常低的。其實很多學生進了大學,也不喜歡或沒能力有效地用英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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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k; l5 u' h8 ^6 d* G5.39.217.761984年以後,在中英談判的背景下,香港社會開始了新一輪的母語教學的討論。由於中英雙方還處於角力的階段,所以當時港英政府仍未全力推動中文教學。陳永杰的文章讓我們了解到中國推動普通話或中文教育的政策背景,也使我們更能理解為何香港在整個八十、九十年代初的語言政策,仍然是處於比較含糊的狀態,也就是在鼓勵中學用母語教學的同時,卻不會強制學校以中文教學。因為政府很清楚地知道,其實只有約百份之三十的初中學生,有能力用英語學習(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 1990: 6.4.3)。不過,隨着政權的轉移,1997年後教育署發出一項「強烈指引」,要求整個中學階段要全改為中文教學,而且所有學校必須跟從,否則會影響學校的資助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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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仍然有約1/3(一百一十四間)政府認可的、英語學習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中學,被容許保留英語教學。自1997年中文教學的改革推出後,英文中學的比例由原來百份之九十大幅下降至百份之三十。然而,政策推出後不久就面臨反彈,而反對的力量再次來自家長、校長和教師。當時一個電視訪問鏡頭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當知道自己的學校沒法成為那一百一十四間英文中學的時候,家長、學生和老師一起抱頭痛哭,彷如世界末日。商界也是反對力量之一,因為他們擔心教學語言改革會不利於商界對僱員的英語要求,所以也發動了改善學校英語水平運動。這幾方的力量,共同令1997年的母語教育改革最終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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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 Y" X8 f/ E# t- B5 k公仔箱論壇從學校流失率也可以看到端倪。家長與學生的考慮其實很簡單,當被派進中文中學以後,立刻就會找機會轉到英文學校。從1998年到2001年期間,中文學校的流失率維持在百份之十幾,即是每年大概有一成多的學生離開(表2)。加上香港人口整體的改變,中學、小學的收生人數一直減少,如果學校收不到足夠的學生數量,就要面臨政府「殺校」(把學校關掉)的危機,所以在這個壓力下,學校面對嚴峻的生存問題,於是就更不願意淪為「次等」的中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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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h" {1 w5 F3 |, i公仔箱論壇表2:中一學生流失率5.39.217.76' e, e" b' G/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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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方的反對,政府終於讓步,於2010年提出「微調」政策。所謂「微調」,其實是指讓學校自主決定哪一些科目、哪些班級採用哪一種授課語言。「微調」推出以後,很多學校立即在自己的網頁發出告示,表示「我們目前已經有超過百份之XX的課堂是採用英語教學」之類,或強調有很多課堂與科目都是以英語教學,嘗試把過去「英文中學」與「中文中學」之間的標籤抹掉。「微調」在實際操作上,即是指在1997年到2010年在中學裡實行了一段時間的母語教學,於曾蔭權執政以後,就不再在中學繼續下去。5.39.217.762 Y6 ]! ? T9 I' @" Q!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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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會談談香港高等教育的狀況。80年代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擴張,直接導致全球於90年代都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 從課程內容、教學語言到師生流動(例如鼓勵交換生計劃)。在2000年當高等教育系統納入世界貿易的服務貿易總協定以後,高等教育「國際化」更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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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高等教育於1996年以後快速擴張,教資會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建議要多錄取非本地生。過去外地生的數目佔香港的大學生整體數目約百份之十,到了2008年,政府把外地生的比例定為百份之二十,作為具體的政策指標。於是,2007、2008年以後,整個香港高等教育開始一窩蜂的招收外地生、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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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政府發表了一份展望高等教育未來發展藍圖的報告書(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2010:《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書對前一階段的國際化提出了一點反思,指出「國際化」不等同於跟中國內地建立學術聯繫或鼓勵多收大陸學生,因為它清楚知道,目前百份之九十的外地生都是來自中國大陸,而這個情況在香港的高等教育界也引起很多反彈。報告書並嘗試重新定義「國際化」的目標:一方面希望在國際競爭中吸引及保留外來的人才,故容許外地生留港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本地學生可以加強與「國際接軌」的能力,由是推行和加強「兩文三語」的政策[3]。報告書還提出一個特別的建議,就是不能為非本地生特別開辦一些課程或班別,當中假定只要在課堂上不分隔交換生與本地生,迫他們一起上課,就自然能夠產生良好的學習效果,自然,所有課程都必須採用英語教學。5 }& L1 z" \, M- w3 ]
/ k8 M: u6 ?* Q! U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普通話教學的引進。自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啟動之後,已預視普通話教學的引進是無可避免的,所以早期港英政府也推出一些先導性的普通話教學計劃,讓一些學校參加,不過當時仍然是自願性質的。但1997年後,相關的政策有重大的轉變,過去的普通話教學計劃可以讓學生選讀或不讀普通話,但現時已由選修科變成核心科目,2000年普通話科變成會考科目後,其重要性更大幅提高,假如學生想在大學主修中文系或跟中文學系相關的課程,中學普通話會考科的成績是會作為收生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到了2003年,差不多所有小學都有普通話科,九成的中學也設立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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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普通話科還不是香港教育界一個很主要的爭議點,最具爭議的問題,是「普教中」,也就是以普通話而非粵語去教授中文科。其實,這不僅是教育界關注的問題,也涉及本土主義的政治爭論。
( [; X% c: Q* s0 U/ I0 F* B5.39.217.762000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呼應中國大陸的語言政策,提出普通話教學成為課程發展的長遠目標。到了2008年,大概兩成的小學已經推行普教中。政府推動普通話教學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提供資助,讓學校去申請,成功申請的學校,可以獲得幾萬元用來聘請額外的老師,意味著可以減輕現職教師的負擔,而中國大陸也會派遣普通話教師,每週兩天到香港提供培訓,在這些誘因之下,政府的資助計劃一推出的時候,就有百多間學校提出申請,供不應求。5.39.217.76 R9 ]9 f9 C. f, 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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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普教中的爭議,可簡要地分為正反兩個陣營。贊成的論點包括:普教中對孕育民族主義和中國文化有好處、配合商務的需要、有助改善學生的中文寫作;反對的論點則擔心普教中引進的簡體字是「劣質」的文字[4],也質疑到底哪一種語言才代表華夏文化的正統--是南方的粵語還是北方的普通話?反對者也從多元民族的角度,指出多元的語言教學有助減少排外的民族主義、民族意識,最後,他們也認為普教中的出發點或許是好的,但是香港的學校目前的教師配備及能力不足以達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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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少家長贊同推廣普通話教學,原因跟英語教學是一樣的,也就是認為良好的普通話跟英語能增加學生就業的機會,令未來的前途更好,而他們覺得多用普通話和英語教學,學生的語言能力自然會變好;本地學生一般是不太情願地贊同, 雖然他們不想用普通話上學,特別是剛開始的時候,但同時也覺得不學習普通話對自身的未來是不利的,就如同他們學習英語的經驗。不同於廣州,香港仍有一個很強大的英語霸權與殖民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廣東話不僅跟普通話教學產生張力,同時還受到英語教學的壓抑。陳永杰剛才提到,在保護粤語方面,香港可能比廣州更有力量,但我的判斷是沒那麼樂觀,至少在教學語言方面,香港的母語教育環境可能會愈來愈差,這跟香港政策訂定過程和教育系統的殖民性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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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引用嶺南大學作為例子,嘗試解釋為甚麼香港保衛粵語教學其實並不容易的原因。我的猜想是,本地教育界,尤其是大學,缺乏空間孕育系統的論述,理直氣壯地倡議粵語教學,因而沒法找到堅實的立足點。5.39.217.76, F; w4 I6 |0 j; e$ _: N( T
. n8 u8 Q1 K) C" w0 [tvb now,tvbnow,bttvb讓我們首先看嶺南大學的一些基本狀況。嶺南大概有二千六百個學生,當中約四百位是來自中國大陸或其他地方的非本地生,約佔全校學生總數的五份之一(表3、表4)。嶺大的國際交換生(例如來自歐美或南亞等學生)跟來自中國大陸的交換生的比例是差不多的,交換生主要是短期留港的,大多唸一個學期,並不是嶺大的本科學位學生,他們的在嶺大拿的成績,一般也不會算入他們當地大學的成績(CGPA),所以他們對於上課、功課及考試相對不太着緊。非本地本科生或研究生是指到港入讀學位課程的學生,現時嶺南外地本科生當中,超過百份之八十都是來中國大陸的學生。; y- G0 p0 l! `) q. }4 w7 v7 v' k1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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