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馬嶽﹕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5-3-16 09:40 AM 編輯 9 w/ t+ g& K4 z4 O9 h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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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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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兩個月諮詢期結束，建制陣營在 8‧31的緊箍咒下，拋不出什麼有吸引力的改良方案，於是出現所謂「權威人士」吹風，說如果政改否決原地踏步，梁振英便很可能連任，然後硬推23條，泛民否決政改變成了幫梁振英一把云云。

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說法。如果這真是中央的態度，那代表中央把梁振英連任和23條立法視為最最最恐怖的手段，恐怖程度足以驚嚇到民主派議員和很多民主支持者放棄原則支持「袋住先」，而在中央官員口中是憲制責任、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23條立法，也突然變成恐怖手段了。有趣的是：這個說法承認了現在的1200人選舉是由中央操控，香港民意對結果沒有影響力。它也承認了如果「先篩選，後投票」，縱使只是3個建制派揀1個，那麼中央很支持的梁振英便會在有限度的民意表達過程中落敗了。換句話說，這是在告訴所有人，中央現時是在支持一個他們明知沒有香港民意支持的人當特首。這種奇怪邏輯，難怪只能用「權威人士」來發表了，開名的話我想連權威都沒有了。tvb now,tvbnow,bttvb# A4 z6 {: s0 ^! T8 x

誰還會信中央重視香港民意？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g8 L  l" d1 Y7 {; r

經過首輪政改諮詢、8‧31決議、雨傘運動期間中央的回應，誰還會相信中央真心重視香港民意，決定誰當2017年特首時，香港民意會是主要考慮呢？5.39.217.76( o6 o8 D% k' M0 z

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香港的特首沒有民意基礎，只能倚賴中央維繫其權力，在中港關係的很多問題上，根本不能有效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和利益。就像限制自由行的問題，梁振英這邊廂說要檢討自由行，一上北京，變成了要「照顧內地遊客感受」了。以現在梁振英在香港之「威信」，和對中央的倚賴，沒有人會相信他會在中港利益衝突時站在香港人的一方。當中央可以透過提名委員會控制提名，未來的「先篩選、後投票」產生的特首，權力倚賴同樣會令選出的特首把港人利益置於次要地位，重複的放棄港人利益。就算是所謂「一人一票」產生，當未來特首只會站在中央一方，管治權威亦會很快破損，危機重複出現。tvb now,tvbnow,bttvb& T. j% b' b) K* J1 B

一國兩制與中港區隔6 x/ X6 I6 W6 H' b4 w# D* @

自 1980年代以來，為了令香港人安心，一國兩制的最重要精神是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建立區隔，包括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區隔。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的條文，一國兩制最基本要義是把兩個經濟制度區隔：內地的社會主義邏輯不會侵犯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1980年代很多香港人恐懼兩地經濟差距太大，會有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於是要有基本法22條預先審批內地人來港；害怕會要求香港補貼內地，於是香港的財政系統和稅制要獨立；害怕回歸後會喪失人權自由法治，於是要用基本法第3章明文寫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保持原有司法制度不變。一切一切，都是希望令香港人覺得中港之間有足夠的區隔，令他們覺得九七後生活方式可以維持不變。8 x  ^% K1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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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10多年，由於中國迅速「走資」，兩地經濟體制的區隔已愈變得不現實。社會生活層面，回歸前很多生活上的區隔，其實都是主權分隔的人為結果，隨着中港很多生活水平拉近，交通方便，而國際都會的競爭模式又向擴大區域發展，像呂大樂所言，區域融合的趨勢已難以逆轉。中國和香港在人口、資金和其他「重量」上都太懸殊，讓其自然融合會對香港造成很大衝擊。要照顧香港人的情緒和保護原有生活方式，需要更大力的以政策作主動區隔。這種政策區隔很難要求中央政府去做，因為按理他們不一定從香港人角度考慮問題，這需要特區政府更強力的代表香港人的處境、利益和意見，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問題是：特區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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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時代的港督自主性

不少人憧憬港英年代香港有相當的自主，只反映他們不熟悉殖民歷史。且不說1958年之前，香港的財政預算是倫敦批准的，或者說民主政制發展等大問題上沒有尊重港人民意，香港當年起地鐵和起新機場，何嘗有諮詢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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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玫瑰園計劃原預算2000億，也是在《施政報告》宣布便上馬了。以今天標準，這些都完全不可接受。但針對港英歷史的研究，的確反映不少事件上，港督會以地方官員角色抵抗倫敦的命令（例如倫敦希望香港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港督會陽奉陰違「打斧頭」）。問題是：港督當年抵抗倫敦的政治基礎何在？tvb now,tvbnow,bttvb5 |- m6 D) p& S4 q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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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加殊（Robert Bickers）等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研究反映，港督能有較大自主性，主因之一是英國殖民地和外交部的官員不大掌握香港的具體情况，因而需要倚賴「在地」的殖民地官員的知識和合作。余嘉勳（Gavin Ure）就1918至1958年的港督和倫敦的交涉的研究反映：歷任的港督主要策略是和香港的非官守議員結盟，因而可對倫敦聲言得到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以至民意的支持，作為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沒有民意支持  無法建立區隔

這些狀况都不會在回歸後的香港出現。中央官員對香港太近太熟悉（起碼他們覺得自己是），不會覺得一定要靠香港人「港人治港」。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是因為支持中央政府才服從特首，特首沒有能力擺平香港的政治矛盾，反而要靠中央替他擺平。當特首沒有香港民意支持，在面對中港利益衝突時，其實是沒有討價還價的政治基礎的。他不能扮演中央和港人之間的中間人，因而沒有能力調和內地和香港的各種矛盾。選舉委員會選出和「先篩選、後投票」，梁振英或不是梁振英，其實是沒有很大分別的，關鍵在於特首對中央的權力倚賴，以及他不能真正代表香港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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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央可能正是看中這要點：他們不希望香港特首可以不靠中央，挾香港民意建立權威來跟他們討價還價，他們希望香港特首永遠倚賴中央才能建立其權威。如果這個態度不改變，根本難以紓解中港間的矛盾，也將跟一國兩制原有的精神愈走愈遠。公仔箱論壇+ Y. x) l/ s/ z, x( D9 U0 F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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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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