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山中: 曲解經濟學的社會成本：社會選擇理論是怎樣分析郊野公園與蓋房子的問題

山中: 曲解經濟學的社會成本：社會選擇理論是怎樣分析郊野公園與蓋房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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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發文說不發展郊野公園有很大的社會成本，這番言論在社會選擇理論之中根本就站不住腳。首先要説明，我不會認爲雷鼎鳴的説話就是是經濟學家的説話，因爲這他提出的言論有「惡意論述 (argument in bad faith) 」的味道，即是透過歪曲道理和事實去「論證」他的立場。他這種行爲是有跡可循，早前我已經批評過他將 Alan Kruger 和 David Card 對最低工資研究認爲「沒有證據顯示適量的增加最低工資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這個中性的結論，單純的用「訴諸知名度謬論」排除，而漠視其他研究和有多於 650 位經濟學家，其中有6位是諾獎得主，都支持適度地增加最低工資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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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這番言論又是扭曲了經濟學中社會選擇的概念。當然，另一邊的人不懂經濟學，將他視爲「主流」經濟學家，又是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爲這樣一錯，很多人就以爲經濟學就是這樣，而發現不到衹是個別經濟學家亂用或歪曲學理的問題。雷鼎鳴今次錯的就是經濟學上的錯，他們并不是搞錯「社會成本」這個概念，因爲社會成本是指所有成本，直接或外部，的加成。成本沒有經濟和不經濟之分，因爲衹要説到成本，你就必然是在說經濟問題，效益的問題。這是鄒崇銘錯誤的地方。

雷鼎鳴的錯是錯在他衹計算蓋房子的收益與成本，不計算不蓋房子（即是保留郊野公園）的收益與成本。假如蓋房子有一個收益值，不蓋房子也同樣有個收益值。衹要涉及到成本收益的計算，你就必要計算所有成本和所有收益，然後對比其他替代方案的成本收益總和，因此形成一個選擇序列。任何的成本收益分析都必定是平等的比較幾種方案的成本、收益和風險，刻意的忽略某方案的成本或收益，就是片面地偏袒某一方案，而這種分析必然是不可信。

除此之外，社會選擇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還有一個重要概念：「支付意願 (willingness-to-pay) 」。假如公衆願意爲房子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他對郊野公園也同樣會有一個願意支付值。假如其他成本相等，單是按照願意支付的價格來作選擇，假如公衆對郊野公園的願意支付值大於起樓，那保存郊野公園就是更具經濟效益的選擇。當然，去問一般人他們願意爲保存郊野公園支付多少錢，大多數人會打一個大問號，因爲郊野公園屬於公共產品，不能交易，所以沒有市價可言，在經濟學中這叫「市場失靈」。一個經濟學家在跟樓宇銷售價格作對比之前有責任想清楚假如郊野公園有市價，這個價值會是多少，否則他的所謂分析其實是在欺騙公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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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計算一樣選擇的總成本和收益，基本上這是不可能，因爲我們不可能事前想到所有的外部成本，而且每個人的支付願意值都不一樣，在經濟學中這是因爲「不完整訊息」所形成。因此，要計算總成本和收益，我們要分客觀和主觀兩部分。先說客觀。我們要問，失去郊野公園會帶來什麽客觀損害。郊野公園是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而這個系統對人類生活、生態的持續發展、醫藥研究等都有莫大的價值。我們就簡單一點衹説一個變量，郊野公園有衆多草地和樹木，所有它是一個「碳收源」。一個郊野公園每年可以吸收一定程度的碳，而碳對環境的損害是一種成本（反之，碳的減少同時也是收益），而這個成本的價值，我們可以從各國的碳交易市場得知（當然真的要算就不是這麽簡單，還要看有否低估，市場是否有人爲扭曲之類），這樣一算，我們就可以知道郊野公園的（部分）經濟作用（效益）。5.39.217.76) N* V- I G, B! q' h: ?1 ]8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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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主觀成本比較難，因爲訊息不對等，有些人會過度的高估或低估這個價值，例如有些人會願意花/浪費極大量金錢去滿足自己對環境和能源政策的錯誤想法，因而增加氣候轉變的風險，「反核」就是這個問題（反疫苗、順勢療法也是一樣）。我們有幾個方法應付這個問題：1）不理那些極端，不能理性地衡量問題的「瘋子」；2）取中位數或者平均數；3）引用相似但比較易理解的物件；4）詢問可以代表理性公衆的人。這些方法也不是完美，例如第一點，有一些人會堅持比他人過度高估或低估價值，但這并不代表他們必然是「瘋子」，他們可能有他人沒有的訊息和理據，所以我們處理問題時也要小心。同時，問問題亦要有技巧，假如你問人：你願意爲郊野公園支付多少錢，大多數人都不懂回答，但如果你問：你願意爲制止人破壞郊野公園支付多少錢（或他人支付你多少錢讓他破壞郊野公園），假設郊野公園能帶來多少錢的利益，我相信大多人都能合理回答這道問題（這是 willingness-to-pay 和 willingness-to-accept 在技術上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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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郊野公園對蓋房子」這個課題，假如我們沒有先入爲主的立場，我們就需要用上成本收益分析去考慮。當然，我們單是個人根本不可能做這種詳盡的分析和數據搜集，所以我們應要求政府發出這樣的報告，然後再經過同儕審查，甚至複製這個過程來驗證報告中的結論準不準確。這過程需要大量訊息和專業知識，所以所謂的公衆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需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分析不同的事情，尤其是與政策相關的，并想辦法讓缺乏專業知識的公衆合理地理解這些問題。

就算報告的計算結論中肯，同儕審查認爲方法公正，結論合理，但如公衆依然抵制蓋房子或保留郊野公園，政府行事就必須小心，因爲這做決定是也要考慮「顯示性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 」，公衆會因爲訊息的改變而增加或減少估算而改變原來的價值估算。「顯示性偏好」這個概念説的是本來一個人沒有考慮或者認爲沒有價值的，但到有人提起，或者到失去了或對比之後才發現是很有價值的東西，例如行山或郊外運動的重要性。因爲公衆平時將忽視郊外運動的價值，又或者認爲有郊野公園在，他們想什麽時候去痘可以，所以他們就會低估郊野公園的重要性，但當你說要拆除，他們就會因爲面臨失去而改變預算與行爲。任何經濟學家都不能忽視這個價值，因爲它跟房子的價格會按照供需預期而改變的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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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報告方法結論合理，政府亦需要向公衆説明爲何這是較好的選擇，假如公衆依然不支持，不論是理性或非理性高估、低估也好，它就可能要重新考慮。這就是審議式民主的作用，也是其中一種展示方式。當然，假如所需要作的選擇是非常迫切，影響重大，而公衆始終無辦法理性的考慮問題，這現象可見於美國的槍械管制、廢除死刑、醫療保險改革等等，政府就必須要作出客觀上對最爲有利和安全的選擇，不過在推行政策時它需要小心，或者提供一段緩衝時間去讓公衆慢慢的消化訊息和接受結論。上面説到選擇序列，政府這時候要作的可能是退而求其次選擇序列中的次位或第三位，這樣就可以有限度地避免估算失誤的問題。這是如何謹慎地作重大政策選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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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理性分析是審議式民主的基礎，假如公衆看事情始終不願意看證據和認真的思考，衹根據自己片面的喜惡去衡量一個決定的價值，那審議式民主就會立刻崩潰，任何民主制度都會因此失靈。所以現代民主重視知識和知識的傳播。雷鼎鳴歪曲了他所應該知道的知識，又沒有經濟學家出來指出他的錯誤，反對者又因爲不懂經濟學的關係而將批評重點放在與問題無關的其他經濟學概念上，殊不知經濟學中的社會選擇理論已經能説明雷的言論是錯得離譜。這種思維會讓人錯誤理解經濟學，因而變得不願學習，社會也會失去一套有效地分析政策問題的工具。公仔箱論壇4 _& Y, Z9 d( b7 W1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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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回郊野公園與蓋房子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反問雷鼎鳴，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假如公衆認爲郊野公園的價值大於蓋房子兩倍，他會否認爲不拆除房子改建郊野公園是一件「墨守成規的蠢事」？我相信不會。樓價與房子的供需問題是由很多因素形成，2008年後樓價不受控的上漲其中一大原因是利率和匯率均過低。假如利率和匯率正常，又假如當年董建華一直實行八萬五政策，并取得實際的效果，而其中并沒有使用郊野公園部分，我們并沒有原因認爲要蓋足夠的房子和穩定樓價就必須放棄郊野公園。作爲經濟學家，不去先談貨幣政策的問題，卻要打郊野公園的主意，同時讓人誤解經濟學，我認爲雷鼎鳴發出這文章最大的社會成本就是他失去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操守。公仔箱論壇& x% P5 h& X/ \5 s1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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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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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1-4 01:03 PM | 只看該作者

鄒崇銘: 當歪論變成畸論威力亦變得無窮' X$ m: \# R# P' m0 }: W!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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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主流經濟學家發表歪論，在香港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有朝一日不發表歪論才是大新聞！既然如此也不值得花時間反駁，否則就算辭去全職工作也不夠時間！但有時歪論發展到了一個極限，就會變成好像法輪大法般的畸論，迷信進入了邪教的境界，那它的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若從正面角度而言，畸論或許亦有機會讓昏睡中的信眾驚醒，連帶這些畸論所掩飾的荒謬政策，也頓然將孤狸的尾巴盡情暴露了出來。
以上感想，乃是看了雷鼎鳴在《晴報》的文章有感而發。假如不是《立場新聞》的記者告之，我也不會大費周章，專門找這些垃圾文章來看。但不看尤自可，一可還真是個重大發現，實在值得和更多人一起分享。公仔箱論壇2 b! P1 [  L3 ]8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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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寫的＜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2015年1月2日），簡單來說，是指出郊野公園佔香港面積40％，過去10年則是平均每年1,257萬人次，以香港719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園約有1.75次。因此他為郊野公園的使用效率及機會成本算帳，並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有10％郊野公園的土地可發展，便足可供應建造50萬個單位以上；又假設租金平均下降1,000元，這樣每個家庭每年可省回12,000元的居住費用。香港每個住戶人數平均少於3人，即平均每名港人每年可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719萬的人口，便每年共可節省288億元。

雷鼎鳴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郊野公園面積減少10％後，我們可假設遊人也減少10％，即訪客人次減少125萬人次左右。換言之，這125萬到訪郊野公園的機會成本是288億元，即平均而言，每人到訪郊野公園一次，其背後的社會成本是23,040元！」

經濟上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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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如此誇張荒旦的畸論，任誰都可指出它的不合理之處，這裡只是不厭其煩地概括一下：首先，雷鼎鳴所說的「社會成本」，其實是指「經濟成本」，即香港人捱貴樓的「總體經濟成本」；假如按他所言增建50萬個單位會帶來什麼好處，那便是香港人所得的「總體經濟效益」，而減少10﹪郊野公園才是相關的「社會成本」。公仔箱論壇$ Z1 e% i6 M4 ?( q

其次，增建50萬個單位會導至租金或樓價下調多少？雷鼎鳴採用的是經濟學ABC的「供求定律」。但任誰都知道，這項定律背後存在眾多假設，例如並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市場存在嚴重壟斷的問題；也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存在大量外來熱錢投機的問題，造成市場嚴重扭曲的情況。

其三，較少人會觸及的問題是，以「供應主導」的政策來壓抑樓價，其實通常都會帶來沉重的經濟成本，例如是雷鼎鳴所說「八萬五」的情況。原因在於房屋從規劃、建築到推出市場，往往需要可能上十年的時間，也就是供應調節出現嚴重的滯後。天曉得十年之後，房屋的需求是否仍像今天那樣高，因此極容易出現過度供應的問題。「八萬五」帶來大量負資產，以至整體經濟萎縮，本來就是每個香港人的常識。公仔箱論壇) |, [0 C. [! V* F" s6 \

其四，同樣是較少人會觸及的，是上述政策並非令樓價下調，而是造成樓價異常波動，這無論對已置業和未置業人士，同樣不是一個好現象。整體經濟過度受到樓市問題困擾，也令工商百業停滯不前，社會及政治穩定也被波及。香港回歸以來的歴史不是早已說明一切嗎？" f) B/ \& z0 ?* e0 p

最後，真正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並非採取（像目前政府般的）「供應主導」政策，而是應該將房屋非商品化，致力令住宅建來是讓人居住的，而不是基於投資以至投機的需要。這在我們過往出版的兩本專著：《住屋不是地產》和《住屋不是命運》；以及本土研究社學以致用的新書：《供不得其所》，都可以找到仔細的政策論述和建議。5.39.217.761 B* a7 Y8 D% x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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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上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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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以上只是從經濟上指出雷鼎鳴的謬誤，還未觸及問題的真正核心：香港人已不再一味用金錢來衡量價值，也就是走出了對GDP、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反思「中環價值」，擁抱「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房屋vs.郊野」正是兩種價值觀的主要分野，正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最近指出：「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所追求的很不一樣...年輕一代當香港是家，有香港情懷，就近似台灣的鄉土情懷。他們不像上一代，想在香港盡量賺錢，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想香港更好，不單是為了錢。」5.39.217.76/ k7 j# C3 q6 n6 W1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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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雷鼎鳴這些生於上一代的人，他們不少都曾經歴童年貧困、經濟起飛、向上流動的人生旅程，套用Ronald Inglehart的說法，正正是屬於「物質主義」的一代，簡單來說就是眼中只有錢，藉以彌補成長階段的陰影；又或倒過來說，不值錢的東西像郊野公園，便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相反下一代在成長階段，早已遠離物質匱乏的年代，因此亦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追求的「衣食足」之後的「知榮辱」，是一些更高層次、主流經濟學家亦無從衡量的價值。

恰巧筆者本人亦是一個新機構──香港社會效益評估師學會的理事，同工們正致力推動「投資的社會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國際盛行的評估工具，將經濟效益以外的廣泛社會環境效益，也納入企業、組織或項目的表現評價系統之中。例如將郊野公園改做房屋用途，短期內或會製造大量單位和經濟增長，中期卻造成樓市、經濟以至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長遠而言，更是無可彌補的文化生態永久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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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經提及：香港必須逐步重整我們的產業結構，緩解我們對基建地產的傾斜，亦即是對毒藥般的經濟強心針的依賴，逐步重新建立一種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傳統，追求一種財務上溫和但回報穩定的投資，令香港人學懂告別「搵快錢」、急攻近利的文化，若非如此，「跨世代公平」根本也就無從談起。假如仍一味死抱上一代人陳套的理念，佔中運動所揭示的世代矛盾，也就永遠沒有得以紓緩的可能。而像雷鼎鳴這類抱殘守缺的主流經濟學家，發揮著「阻住地球轉」的關鍵作用，早晚也就足以令This city is dying夢想成真！

香港社會效益評估師學會：http://www.hkisia.org
投資的社會回報：http://www.thesroinet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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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不發展郊野公園是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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