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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討論] 鄺健銘: 論香港媒體的「新加坡想像」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4-4-19 11:48 PM 編輯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Y+ j$ L6 T; x3 G+ r5 l' z#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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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 @5 f) N- ]2 k& g, ?今年新加坡比香港早近一週發表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對此香港媒體只作了簡單報導,沒有講預算案發表之前數月,執政黨歷史性地通過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執政目標的新決議;沒有講預算案增加對「建國一代」的支援,既聰明地為明年五十週年國慶做準備,也與以往執政黨「實用主義」的治國理念極為不同,遠比以往重視「價值」,回應了社會對執政黨只講實利的批評;也沒有講有新加坡人擔心政府對「建國一代」的支援所需的新增開支,會「羊毛出在羊身上」、藉由增加銷售稅來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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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0 e3 T3 }6 c6 W, R! S愛向北望的港媒對新加坡動態欠缺深入細緻報導的現象,似乎因新加坡不是香港的近鄰與腹地而變得合理;但當發現香港社會「學習新加坡」輿論出現的頻率,其實與港媒對新加坡發展細節的興趣不成正比,就不免令人好奇,港媒常掛在口邊、「香港發展因政治內耗而落後於新加坡」的結論,究竟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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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B2 c/ T  w7 z$ a事實上,新加坡媒體關注香港的程度,令不時比較星港的港媒相形見絀。去年新加坡《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的記者實地考察香港的中學、了解教改的成效;另一報章《Today》介紹香港教育的「一條龍」與學生分流政策;新傳媒的電視時事節目<焦點>,派出製作隊伍到香港台灣,探討去年總理李顯龍的群眾大會演說,何以會在兩地引起熱烈回響;《聯合早報》也曾介紹香港新成立的灣仔動漫屋、分析動漫屋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在今年二月報導港澳武俠小說興衰時,提到觀塘輔仁街的凌記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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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5 y" T3 R# u' @) r' V港媒不像星媒般有駐地記者緊貼城市脈搏,其關注點也相當狹隘,大都不外乎政府言行,或現居於獅城的香港移民觀點,而鮮見香港記者深入社區、與民眾互動、閱讀他們的網絡媒體、了解他們的各種觀點與感受、各種政策的執行細節。星媒記者可以連灣仔動漫屋開張一類的生活故事都不放過,卻難以想像香港記者會留意並報導近年新加坡咖啡山(Bukit Brown)墳場與綠色長廊(Green Corridor)的民間保育運動,或像BBC近月那樣報導新加坡富裕經濟下的貧窮問題。甚至有些時候,港媒有關新加坡的新聞,也只是引述台灣的相關報導。tvb now,tvbnow,bttvb/ Q# ~6 o0 j4 j$ ]% z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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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呈現的「新加坡故事」蒼白單薄,其上述「新加坡想像」,也有幾點值得商榷:一.港媒的星港施政速度比較,有沒有盲點?; 二. 具體而言,香港在哪些方面落後於新加坡?;三.更為根本的問題是,施政者應該與能夠視「速度」為單一首要管治目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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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很少提到,新加坡與香港間的重要差異,是前者為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後者只是「權在中央」、國家之內的「特別行政區」。這個政治結構差異可從三方面影響兩地施政速度的可比性:第一,兩個地方的政府權力範圍與大小難以相提並論。以人口政策為例,新加坡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方面的自主度顯然比香港強得多,例如外地人在新加坡生下的小孩需經政府審批,不會一出生便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香港既沒有單程證審批權,在港出生的雙非小孩亦能自動成為香港人。又或在土地運用方面,新加坡政府遠比特區政府容易釋放軍事用地以作城市發展。第二,新加坡至少有普選,能夠體現「主權在民」(People Sovereign),讓國民選出執政黨。香港沒有這樣的政治環境,現今普選進程仍然寸步難行,新加坡政府因而較特區政府更易取信於民,施政阻力相對較小。第三,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政治灰色地帶遠比新加坡多,例如何謂「中國干預香港事務」、「高度自治」,中港各派都有不同定義,亦因此,香港的政治矛盾遠比新加坡複雜與激烈。這都令香港難以實現港媒所期盼的「新加坡式強政勵治」。5.39.217.76! x/ s3 O2 T* R) 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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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二個問題,若仔細看數據,「香港發展落後新加坡愈來愈多」的說法其實不太有說服力。例如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香港去年連續第三年排名高於新加坡;且在政治紛擾的20112012年,香港也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又,在去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在新加坡之上。似乎更值得令人擔憂的,不是政治內耗,而是近年愈來愈低的政治氣壓,正在損害香港賴以成功的企業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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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u0 Z8 N/ J6 `. E5 k港媒「速度大於一切」的管治觀,同樣值得質疑,特別是當香港與新加坡同時面對同一個大課題 ── 在社會問政意識快速提升的情況下,怎樣才能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早年已在著作指,社會問政治意識增強,是知識經濟的自然產物。因為教育普及與資訊流通,民眾訴求不再限於私利,對各種道德理念有更多重視與追求,這令政策議題變得複雜;為政者需要更多官民溝通、涉獵更多方面的知識(特別是人文知識),才能有效處理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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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X$ t9 E  X4 s; P; X& f公仔箱論壇若真要比較,以處理新形勢下政府-社會關係而言,新加坡政府明顯比特區政府更具適應力。前者在2012年推出「全國對話」,著力先與民眾商討確定國家未來發展的目標與願景,才進入各項政策細節;特區政府則本末倒置,沒有讓民眾參與制定發展願景,就急推與社會想法脫節的發展方案,更明言要與社會打輿論戰,結果激化各種矛盾。愛比較星港的港媒,卻不曾提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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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亞洲週刊》海洋中國專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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