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鄒崇銘: 以銀為本：評青年邊緣化

鄒崇銘: 以銀為本：評青年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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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8 U* K1 m5 I& S5 Z編按：本欄作者鄒崇銘、韓江雪、易汶健本月推出新作《以銀為本：7評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主場獲受權刊出部份內容。+ M: `4 K& K& ~5 h. y' ^& G

1. 青年邊緣化

若按一貫行之有效的「輸入內地專才計劃」，申請者「必須擁有本港缺乏或無法即時提供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則現時通過研究學位課程輸入的內地生，則意味政府拱手將殷選的準則和過程，悉數交由各家大學自決。因此就算某類本地生的數目原已供過於求，香港並不缺乏某類專門人才，但內地生仍將會無上限地輸入，畢業後則可全無限制地留港工作。一個原屬於出入境政策範疇的工作，現時卻平白由各家大學各取所需，此舉顯然已造成一個極大的政策黑洞，逾越了國際上按需要輸入人才的慣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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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皆難免令人感到異常困惑，當大學教育盡皆面向內地高材生，本地生是否卻因副學位課程的泛濫而債台高築，甚至學非所用？當內地生大量來港升學以至就業，特首卻呼籲我們的畢業生到內地找工作，香港年青一代是否正日漸被教育和產業制度邊緣化？平心而論，假如內地生畢業後真的願意長期留港服務，克盡公民所須肩負的責任和義務，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所承擔，這對整體社會原是好事；但問題是當中又有多少只借香港作跳板，又或是從事急攻近利的投機炒賣活動，最終個人收益卻悉數轉往別的地方去。起碼到現時為止，我們仍看不到任何相關的政策誘導，培育內地生成為香港的公民、而非單是搵錢的機器。公仔箱論壇! j* w* R5 m! f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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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說，相對於過往「標靶式」的專才或優才計劃，現時通過招收資助及非資助內地生，乃是一種「散彈式」的另類招攬人才手段，也就好像電影《阿甘正傳》中的名句，「你永遠無法猜到打開的朱古力是什麼味道」。若從正面的角度看，這或可帶來如Jane Jacobs所描述的，多元開放和錯縱複雜的市場網絡，能形成帶動經濟飛躍的巨大動力亦未可料；但作為一個銅幣的另一面，這卻和政府一早圈定四大支柱、六大產業的政策背道而馳，起碼至今我們亦完全無法想像，現存大學招收內地生的方向和準則，是可以如何配合香港長遠的產業發展方向。公仔箱論壇9 w7 K1 O1 [/ |; ] ?;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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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引伸到《人口政策》文件第3.10節提出的另一主要問題，就是現存大專教育以通識及通才教育為主，「不過對於如何訓練本港青年，使他們具備所需的技能及知識，俾能應付瞬息萬變的經濟需要，仍是本港專上教育界別須應對的挑戰。」3.13節更進而論到，「雖然一些技術性行業（例如航空業及建造業）的薪酬與晉升機會俱佳，僱主還是抱怨人手嚴重短缺。另一方面，亦有青年在完成學業後，因無法找到可以發揮所長的工作而感到氣餒...督導委員會認為，香港要從根本上改變年青一代選擇職業的觀念。」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0 r* a: |. c4 ^. v/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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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人口政策》文件千瘡百孔，謬誤處處，早已是路人皆見；但其他環節如何千錯萬錯，卻也敵不過這短短數十字，對年青一代那種本質性和決定性的扭曲和抹黑，甚至令人覺得相關的問責官員（即林鄭月娥），應該為這項重大失誤而向年青一代致歉。對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成員來說，年青一代大概就只是電影《摩登時代》中的差利，只能充當流水線上被於奔命的基層工人，成為配合產業巨輪的運轉而存在的螺絲釘。他們彷彿早已忘記，香港乃是一個崇尚市場創意、自由競爭的社會，航空業又或建造業是否真有前途，年青一代的眼睛是雪亮的，用不著早已上岸的上一代來說三道四。5.39.217.76# @' H: @, Y# ?& b$ 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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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有機會跟隨社聯到南韓首爾交流，恰巧同行有不少主要社福機構的青年工作者，包括從事求職輔導的專業社工。在參觀過首爾市政府大力推動的社會創新和青年創業項目後，不少成員均紛紛驚覺到，過往十多年在香港推行的種種「展翅」、「青見」計劃，無非狹隘地強調年青一代的市場競爭力、求職必勝術、職場規劃學...卻完全觸碰不到青年人的夢想和創意，和他們所最需要的實驗和發展空間。情況便彷如把老虎困在鐵籠裡，卻硬要牠學習獵殺的技能，能夠得出怎樣的效果，自然早在預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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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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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2-18 02:17 AM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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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者供養化8 R' Y  I+ d& G5 L' j. N1 s

前述六大產業之一的醫療產業，無不瞄準大陸富豪的高端市場來設想；在曾蔭權（或其背後高人）全面融合的思維下，更一度讓雙非嬰兒迫爆香港的私家、甚至是公立醫院產房，香港孕婦群起上街抗議的畫面，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儘管接收雙非的政策已因社會後遺症過大，已於2013年初全面叫停，但醫療產業卻像打開了的潘朶拉盒子，易放難收，金刀名醫早已蛻變成「月球人」、「星球人」（即一個月、甚至一星期便能賺一「球」*！），還怎甘心安份服務香港基層的勞苦大眾？就連香港大學也在2012年開設深圳醫院，實行「港大深圳化」的發展策略；作為香港十大傑青的名醫林順潮，也名正言順在開設「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在自動請攖為山西小斌斌裝上義眼後，還不儼然晋身成為全國首席眼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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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我們的眼睛只鑲在北面，遂全然看不到南面也有一個龐大的健康市場。正如《人口政策》文件第六章提出，我們應該「迎接高齡化社會帶來的機遇」，積極開拓「銀髮市場」；但文件對如何促進長者健康，為「積極樂頤年」打好必要的基礎，強化社區層面的疾病預防及保健支援網絡，減少長者對護理服務和醫療系統的依賴，卻竟完全沒有著墨。於是我們可以在文件中，找到一幅幅長者活潑開朗、多姿多彩的樂頤年生活照，政府推廣積極樂頤年的眾多措施，則包括長者學苑、左鄰右里、票價優惠、長者中心設施改善、「人人暢道通行」....等等；但對於長者醫療健康這種頭等大事，卻竟完全不置一詞。5.39.217.76/ L1 R* O) W4 H; Q# S, x,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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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要一窺《人口政策》文件的真正奧秘，則我們必須翻到另一章：「以新來源補充現有人口及勞動力」，隱藏在第4.13節中「若干行業，例如...護理服務業，均面臨勞工短缺」那極簡約的描述。由此對特區政府來說，長者健康的頭等重要因素，便完全約化成護理服務人手不足的問題。但既然我們要「迎接高齡化社會帶來的機遇」，按理實應抓緊隨之而來的龐大商機，積極培養人才迎接挑戰；為何在大好形勢下業界卻會面對勞工短缺，因而引伸出需要輸入外地低技術勞工的結論？是由於官員老生常談的，新一代的年青人養尊處優，不願刻苦，拒絕加入職務艱辛的護理服務業；抑或由於經營者抱殘守缺、不思長進，令這重要產業根本得不到應有重視，從業員無法獲得體面收入和晋升機會──現在還要面對外勞搶飯碗的威脅？

見微知著，「護理服務業勞工短缺」所揭示的的，正是在積極樂頤年一張張快樂面孔的背後，所隱藏著一大批被擱在護老院，忍受環境惡劣、擠擁不堪的長者，彷彿早已成為社會上被遺忘的，要留待外勞來「收拾」的一群。想要改善生活環境嗎？那些需要接受護理服務的長者，就不要指望能在香港體面地生活了──他們只能參加在《人口政策》文件第6.6-6.8節提及的「廣東計劃」，交由鄰省來「迎接高齡化社會帶來的機遇」！至於更為短缺的香港高端醫護人員，則留作服務大陸富豪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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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要忘記，在六大產業之中，我們還有檢測及認證、環保和創新科技等產業。鮮為人談論的是，中藥和食品等行業，對提高社會整體的健康水平至關重要，均是檢測及認證的主要服務對象。可惜的是，我們卻很難指望檢測及認證業面向廣大市民，因為它有一更任重道遠的使命，就正如官方的《香港便覽》中指出：「在拓展內地市場方面，CEPA容許香港的測試實驗所與內地指定認證機構合作，為香港本地加工產品提供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簡稱CCC)的檢測服務。在2013年起生效的《CEPA補充協議九》，允許在廣東省試點將香港檢測機構獲准承擔的認證服務範圍放寬至食品類。有關措施將為香港檢測和認證業在內地帶來更多機遇，並促進兩地之間的貿易。」- a: [" B+ h# a7 E" M

至於環保產業，當然亦大可用於改善香港的環境質素，提高社會整體的健康水平；創新科技產業，當然亦可在健康科技上作出貢獻，改善長者疾病預防、家居安全和自我照顧的能力...凡此種種，顯而易見地，皆對真正的積極樂頤年十分重要。尤其關鍵的是，和前述只向北望的醫療產業相比，這些新興產業若能植根香港市場，不但對長者顧客來說將是一大喜訊，同時亦能吸引更多年青人投入其行列，讓產業政策能令需求方、供應方，以至整體社會同步受惠，說不定日後科研成果還可出口外地...但這些都會納入官方產業政策的視野嗎？還是不要再指望好了。8 z* z$ A- ^  v  ]4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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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俗語「一『球』」即是一百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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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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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2-20 01:20 AM | 只看該作者

以銀為本：評勞工短缺的區域經濟深層次根源

3. 勞工短缺的區域經濟深層次根源
《人口政策》諮詢期內媒體報導的焦點，是香港部分行業正面臨嚴重的勞工短缺。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這些媒體報導均把問題的成因，盡情集中在勞動力的供應方──尤其是青年人的身上，大概是看準他們的弱勢和無力反抗！報導通常會描述現今青年人不願吃苦，又或慣於依賴父母照顧；要不就是由於父母過度寵愛兒女，故不放心他們從事過於操勞的工作。筆者並不懷疑上述情況確實普遍存在，但把勞工短缺的責任盡放在供應方，卻鮮有提及需求方──也就是相關行業、企業和僱主的處境，則肯定是以偏概全甚或刻意誤導。公仔箱論壇: p" w, f- X- |- ^

本文則嘗試將從更宏觀的視野出發，探討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濟結構的轉變，導至本土經濟自主性的逐步喪失，以及對勞工需求所帶來的潛在巨大影響。簡而言之，當官方主導的人口論述聚焦在「人力錯配」、「勞動力不足」，本文則嘗試尋找「政策錯配」、「新產業錯配」的癥結所在；當主流論述一味聚焦在所謂的「勞工短缺」，本文則希望點出「產業短缺」的真正問題。! P) B0 \7 M8 o* ~$ T8 g

正如浸會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澍基，在歴年來僅見的相關學術研究中指出(注)，回歸前香港被「九七大限」的魔咒困擾，以及港英夕陽政府的短視心態，加上內地不斷加快開放步伐，香港工業進一步大舉北移，形成香港產業面臨空洞化的危機，經濟結構早已出現嚴重失衡。因此即使沒有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股樓泡沫爆破亦只是遲早的事。首任特首董建華其實深明問題的迫切性，故一俟回歸後已立即改弦易轍，寄望通過大有為政府的積極介入，能扭轉香港的歴史軌跡和宿命。但如此一來，尤其是董個人能力的極為有限之下，終變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把香港經濟的缺點進一步暴露出來。

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五十萬人上街而告終；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本土優勢觀」著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則「資源流動觀」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3 M9 ~: p) ]' V$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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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近年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無不面向內地十三億人市場的無限商機；曾蔭權在2007年提出的十大建設計劃中，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屯門連接路、港深機場合作...無不從促進中港交流合作的角度出發；至於在2009年提出的六大產業──醫療、教育、環保、測檢認證、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儘管看似是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卻其實悉數依托於2009年初出台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大中華概念主導、甚至是主宰了香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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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港英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策略配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均沿襲了前朝的無為而治作風，起碼從表面上來說，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並提供必要的基建和制度框架，則具體經濟運作、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作出調節。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衡擊，但在相當程上，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tvb now,tvbnow,bttvb4 m1 w6 S9 L, D* D: b( A n

對曾澍基來說，「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杆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優爭優勢。「理論上，隨著經濟疆界的消失，將帶來不同類型資源的淨流入和淨流出：因此它可以是個祝福又或詛咒，要視乎我們如何應對隨之而來的挑戰。失去了促進本土競爭優勢持之以恒的努力，後果很可能是隨著劣質因素的積累，香港的經濟地位將不斷下滑。頂尖的人才終會跑到內地的高增長地區。」（Tsang, 2007,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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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澍基認為，香港必須在內地進一步開放的過程中，盡快找到本身的特定經濟定位，如此才不會在與內地城市的競爭中被邊緣化。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能充當內地與國際貿易的門戶；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尤其是在沙士、毒奶事件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香港和內地的比較優勢便大大突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問題卻在於，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質素優勢，反而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的情況，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曾澍基的關注焦點，乃在於香港經濟勢將難保原有的競爭優勢，和其他內地城市變得愈來相近，因此亦會出現上述的人才外流（或應稱為內流）的危機。既然不同類型資源的流動愈益暢通無阻，則資源如何滙聚（cluster）、在何處滙聚，便成為日益困擾經濟學家、以至所有市場參與者的一大難題。在以往香港工業北移的年代，與製造業和出入口相關的人才會北上工作；但隨著中港融合的步伐不斷加速，香港與眾多內陸城市的連繫亦愈趨緊密，業務則擴展至工商專業服務各個領域，頂尖人才是否仍會繼續留守香港，亦或在內地另闖出一片廣濶的天地？這對香港能否維持長遠競爭力，同樣是個舉足輕重的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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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曾澍基，本文的關注焦點則更在於上述種種趨勢下，所構成本土就業和發展機會的微妙轉變，可說正是這個銅幣的另外一面。毫無疑問，自2006年香港經濟復甦以來，香港失業率長期維持在5﹪以下，即使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亦並無顯著回升，近年更跌至接近3﹪的極低水平，印證了在「資源流動觀」之下，中港融合對提供就業職位的積極作用；但期間堅尼系數則不斷上升，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不但反映中層就業崗位和向上流動機會的受阻，亦反映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增長遠較高收入人士緩慢，其生計即使通過最低工資亦無法保障，現在甚至要出動低收入津貼來加以維繫。9 ~) @2 c) J; I7 Q2 n" T
顯而易見，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粧品，財富自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固然令曾澍基所看重的質素優勢不再存在，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但對人力資源的發展來說，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7 a6 R7 s0 u7 i1 U% J-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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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進一步擴充高等教育，令青年人接受專上教育的比例提升至七成，卻是早在董建華時代、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主政下，早已奠下被稱作「教育八萬五」的鴻圖大計，來作為「本土優勢觀」和知識型經濟的後盾。曾蔭權接任特首後，改由百病纏身的孫明揚於2007年出任教育局長，能否有效履行日常職務已成疑問，更遑論會作出任何政策上的大改動。教育政策原旨在提供高技術人才，來配合香港經濟轉型的需要；但現時經濟轉型已住口不提了，驅使青年人（尤其以自資方式）不斷進修卻是大勢所趨，試問香港還那裡去找服務業殷切的前線基層員工？每日天昏地暗地工作十多個小時之餘，還看不到未來的發展和晋升前景？tvb now,tvbnow,bttvb( \2 \8 g- U8 w2 X3 q4 n1 W' p4 C

在日積月累的政策扭曲和錯配下，我們遂最終看到今天的《人口政策》，第三章指出「僱主與教育機構必須就課程設計及提供實習經驗方面加強協作。此外，學校亦須加強職業輔導服務，俾能協助學生選擇適合其發展的職業 ...香港現已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服務業最為密集的經濟體系，我們需要更多語文能力和溝通技巧俱佳、成熟幹練的畢業生，以為不同客戶提供服務；而這些畢業生亦須具有全球視野和良好的職業操守。本港院校須要在這方面進一步下工夫...」公仔箱論壇' l4 g; Q$ P) O9 G

說穿了，無非只是國王新衣底下、拙劣不堪的遮醜布而已。5.39.217.76" Z1 w' w+ `3 b5 M

注：Tsang, Shu-ki (2007).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 ” The China Review, Vol. 7.2: 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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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2-20 11:02 AM | 只看該作者

以銀為本：評家庭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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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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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chall的新書《People-Centred Business: cooperatives, mutuals and the idea of membership》（2010），可說是過去十多年、以至百多年英國經驗的及時總結，實在值得香港研究者的重視。顧名思義，Birchall提出「人本產業」的概念，乃是與新自由主義的「銀本產業」（money-centred business）相對而言。其核心關注在於擁有權誰屬，一般來說，亦即「會員擁有業務」（member-owned business）和「投資者擁有業務」（investor-owned business）的分別。前者在英國泛指互惠組織、合作社（cooperative）和經濟聯會（economic association）等法定組織；而從會員的背景來看，則往往包括消費者、生產者和僱員擁有等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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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chall（2001, 2004）進一步將「人本產業」和「互惠主義」的概念，應用到公共財產和社會服務的業務上(注)，指出「官僚專業」（bureau-professional）、市場與互惠，乃是界定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關係的三大模式，但在現實中分野卻並不那麼清晰，服務往往同時包含三種模式的元素。也就是說，即使在官僚化或市場化的主流政策中，也或多或少混雜了「互惠主義」的價值、組織或實踐方式。總的來說，無論是私人產品或公共產品的領域，「互惠主義」的概念皆同樣甚具探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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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chall的論述令人聯想到，《人口政策》文件的第二章提出「釋放現有人口的潛力」，鼓勵「女性料理家務者和提早退休人士...從事經濟活動」。首先，必須釐清的觀念是，絕大部分的家庭主婦或退休長者，其實並非沒有從事經濟活動，只是她們沒有從事商品化的勞動而已。無論是在家照顧和教養兒女，又或以祖父母輩的身分照料孫兒，甚至是退休後從事大量義工服務，皆是對香港舉足輕重的經濟活動，只是從統計上無法反映在本地生產總值而已。假如按歐美先進地區的習慣，在政策觀念上會先提出「消除照顧家庭障礙」，必先強調企業營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而不會如《人口政策》第2.7節，本末倒置地率先強調「消取就業障礙」，彷彿照顧家庭乃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 G2 [1 D# j) t" T

其次，由於鼓勵就業政策觀念上的嚴重扭曲，連帶家庭支援的建議亦大有疑問。大幅改善香港的托兒服務，給予家庭主婦更多的彈性和選擇，這固然是無可厚非的配套做法；但問題卻在於，現時香港的幼兒照顧和教育，早已市場化到令人震驚的地步。在「驘在起步線」的魔咒下，家長彷彿早已失去教養兒女的本能，迷信將希望寄託在奇貨可居的遊戲班、興趣班、先修班...家庭教育的角色早已被大規模市場化、甚至是非人性化的教育取代。鼓勵家庭主婦重投勞動市場，是否應先從平衡照顧家庭著眼？片面進一步引進商品化的托兒服務，又是否只會令家庭教育和親子關係更加削弱？若按照Birchall互惠主義的思路，則我們該提倡的便不應是托兒服務市場，而是家庭鄰舍之間的互惠網絡，要通過「人本」而非「銀本」的方式，才足以應對在職婦女的家庭支援需要。8 e3 p' Y; U! G- X"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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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釋放現有人口的潛力，是否就等同重投主流勞動市場？住在偏遠新市鎮的基層市民，又是否必須承受高昂交通費，老遠跑到維港兩岸的大都會區去上班？事實上，政府真要鼓勵家庭主婦或退休長者工作，便首先應該從其自身和家庭的需要，而不是主流市場和財團的需要出發，設計家庭和社區友善的產業環境。例如大力開拓地區特色的社區經濟，推動互惠組織、合作社和經濟聯會的建立，重新釋放人本和互惠的社會經濟發展空間。事實上，這絕非什麼烏托邦式的天方夜譚，就在政府所慣性推銷的「獅子山下」精神，那個守望相助的徒置區年代，恰恰就是人本經營和互惠主義最發達的年代。只是在過去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加上經濟學家和政府的推波助瀾，愈益獨沽一味地向大集團傾斜，人們彷彿都早已忘卻了，多元技能、就業和市場的各種可能性。; L0 W! q2 J&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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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irchall, J. (2001) The New Mutualism in Public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Birchall, J. (2004) “The Mut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Britain: a Critical Commentary.” Kurswechs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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