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北二都的黨內初選,引起了外界「五府千歲」之譏,也暴露了綠營內部世代交替的困境。游錫堃在新北市民調輕易擊敗莊碩漢贏得初選,固不足奇;而呂秀蓮近日在台北市猛烈砲轟對手:「年輕人對民主有何貢獻?」則可看出綠營的世代困境有著更深的結構根源。 放眼民進黨中央和各大派系,主要仍是美麗島世代及律師世代在當家,這意味,以台灣廿幾年的時空變化之深鉅,在民進黨內,歷史感卻是凝固了。所謂凝固,有兩個意涵:一,從內部的人事更替看,創黨元老的活躍不退,阻滯了中生代及新生代的進路與崛起;二,從意識形態面看,大老僵固的制衡論、過時的兩岸觀、和陳舊的國際視野,皆已無法應付今天的台灣形勢,而民進黨卻不自覺,亦不知如何調整。前者,影響了民進黨的進化;後者,則拖累了台灣的進步。 民進黨這種時空凝滯的現象,表現在內部交班上,較之已歷經李登輝、連戰、馬英九三代更替的百年老店國民黨,猶顯老態龍鍾。若與對岸相比,連集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都已發展出十年換屆的穩健交棒制度,近廿年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順利傳承,對照之下,曾經年輕氣盛的民進黨如今卻演出老少爭鋒的景象,令人唏噓。 若從問政路線看,民進黨歷史感的凝滯,更造成了它和社會及時勢的脫節。民進黨最初的反對路線,是針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及一黨獨大而發;在那樣的情境下,它的許多杯葛策略都比較容易被賦與理想性質和進步色彩。但隨著兩度政黨輪替的推演,揭掉「妖魔化」外衣的國民黨,露出了「平庸化」政黨的內裡;然而,民進黨卻仍緊抱其「妖魔化」對手的戰術;問題是,在必須倚賴專業解決的財經、環保、安全等議題上,它自己卻拿不出有瞻矚的專業見解,常顯得理念虛空。更常見的,則是民進黨立場的搖擺反覆,執政時說一套,在野時說另一套,自我矛盾。 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民進黨執政時對核四忽停忽建,在野時卻又為杯葛而主張全面廢核;執政時悄悄開放美牛,在野時又全面杯葛;執政時對津貼及福利政策大開善門,在野時卻痛批此舉會使財政更加惡化。 更突出的例子,則表現在它的兩岸政策的僵固與被動上。廿年間,中國大陸在開放政策下從一個鐵幕國家變成了世界工廠,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靠著鼓吹台獨起家的民進黨,卻始終不知如何應對這樣的形勢變化。它只能一方面不斷攻擊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以掩飾自己「鎖國愛台」主張的技窮;一方面力主限制台商、限制兩岸往來,以保護自己台獨「神主牌」於不墜。從反ECFA到反兩岸服貿協議,民進黨的思維仍然是廿多前那套一成不變的反中訴求;這廿年,全世界都變平了,只有民進黨的海峽變得更深。台灣這些年變得更孤立、更封閉,民進黨要負很大的責任。 呂秀蓮那句「年輕人對民主有什麼貢獻」,暴露的不只是她個人的驕傲,也反映了一個政黨留戀昔日榮景、不願與時俱進的心情。呂秀蓮打過的美好戰役,早已結束;未來世代要面對的挑戰,必須交給新世代來承擔。否則,一直停留在廿多年前的意識形態及敵友想像上,台灣如何轉型?如何進步? 民進黨歷史感的停滯及世代交替的困境,其實不只是綠營內部的問題,也牽動著整個台灣的政經和社會發展。不可否認,民進黨曾經是推動台灣進步的重要力量,也曾經出現過新人輩出的榮景;然而,這股力量近年卻不斷消退,以致惡化成今天的景象。其間最重要的關鍵,是綠色執政的失敗沒有獲得徹底檢討,陳水扁的貪瀆失德未曾在黨內有過深刻反省。 更一針見血地說,民進黨當年之所以從「黨外」崛起,進而壯大,是因為它不斷試圖追求「社會正義」;而如今,民進黨用盡手段追求的,不過是要滿足自己「執政的欲望」。很顯然,它追求執政的欲望已膨脹到失去對時代與社會的回應能力,而它的追求手段又投機到看不出原則與理想,難再召喚群眾追隨。就這個意義而言,「五府千歲」不只是褪色的神話,而是困住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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