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構建的政經方案已經呈現。一方面,在體制架構上,設置了「全面深化改革小組」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另一方面,在施政方針上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此一政經方案,可解讀為「在體制集權/向社會放權」,亦即「加強政治專制/促進經濟發展」,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政左經右」。 習近平是以「向社會放權」,來建立其「在體制集權」的必要性及正當性,用以換取社會的支持。也就是說,未來「在體制集權」方案的政治效應及歷史評價,將視其「向社會放權」方案的得失成敗而論。 深改組及國安委,可能均以兼黨總書記、軍委主席與國家主席於一身的習近平為首長,但目前尚不知如何建立這兩個機構在憲法或法律上的依據。再就組織原理而論,這「一組一委」對現有體制如政治局及國務院勢必形成侵權、奪權或權責不清的效應,且亦是疊床架屋。但是,在「向社會放權」的號召下,大陸民間普遍對「在體制集權」有所期待而予支持;所以,倘若未來「向社會放權」的效果顯著,「集權」即受肯定;反之,倘若「向社會放權」的效果不彰,則習近平的「集權」甚至可能會導致他在現實政治或歷史評價上的危機。 向社會放權,主軸在貫徹「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有「對外」及「對內」的兩層考量,且以「對外」為重。因為,未來世局的爭勝是以經濟為主,一個國家的地位與境遇如何,端視其在全球化的經濟架構中存活及發展的能力而定;中國未來的吉凶禍福,亦視其能否化解TPP之類的「軟圍堵」而定。然而,欲在全球化的自由開放市場中爭勝,首先即應在國內貫徹「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必須解放經濟民力,使人民通過國內市場的競爭去贏得國際市場的競爭。因而,就「對外」而言,向社會放權,其實是中國在國際市場爭勝的自救之道,更是穩定中共統治之要務。 再言對內。中國的現狀是「統治特權」與「經濟特權」合為一體;由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把持的政經體制,已然距「無產階級專政」愈行愈遠。這非但使中共的統治正當性愈來愈薄弱,更且壓抑民力、戕害民權、累積民怨,尤其更扭曲了對內及對外的「市場決定論」;亦即,不論對內對外,皆已至影響「國家安全」的地步。因而,就對內而言,藉解放民力來稀釋民怨,尤是穩定中共統治之要務。 習近平此一「在體制集權/向社會放權」的方案,主旨是在「國退民進」、「政退經進」。諸如:國企讓路給民企;農地准許買賣,加上城鎮戶籍鬆綁,增加了人民在經濟活動及社會移動上的能量;高考限制放寬,增加人民自我改善、自力更生的機會;「單獨二胎」,一則增進人權,二則緩解人口老化的經濟危機。這些方案,皆在放權社會、改善人權,值得肯定;若能具體實現,應是人民與政權互利雙贏之美事。 然而,在這些變革的背景中,中共當局不能無視於其中的一條發展動線。亦即:「全球化」及「FTA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促使中國不得不對外競爭、對外開放↓中國為贏得國際經濟爭勝,不能不解放經濟民力↓解放經濟民力,將增加政治民力↓經濟及政治民力如果長期被阻隔在黨政體制之外,若非會反對體制,就是會腐化體制↓中共能夠永遠只解放經濟民力,而不解放政治民力嗎? 也就是說,中共難道能永遠停留在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如何統治),而永遠不去面對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問題嗎(誰來統治)? 習近平「向社會放權」的方案頗可肯定,然而,倘若此案得以成功,在改善中共統治體質的同時,也將增進民間的經濟民力與政治民力;就短期言,或許會緩解民間對政治參與及民主政治的籲求,但從長期來看,當「下層建築」的經濟在「市場決定論」下解放了經濟民力,則「上層建築」的政治必然遲早會在「民主決定論」下體現出政治民力。 習近平的方案若失敗,將是中國對內及對外的大失敗;倘若成功,則其主要難題仍然是在:如何調和未來必將出現的經濟民力與政治民力之間的愈來愈大的落差。, F! P9 [, H2 E6 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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