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鄭國漢：適度調升最低工資合情合理

鄭國漢：適度調升最低工資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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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委員會經過多番會議商討後，勞資雙方最終達成共識，把最低工資由28元調升至30元，加幅為7.1%。筆者認為，適度調升最低工資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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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香港於去年５月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每小時28元迄今，失業情況並無惡化，失業率甚至有所下降， 6至8月份失業率維持3.2%低水準。今次是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的首個兩年期調整。最低工資委員會將據此撰成報告，下月底提交特首和行政會議，預計最快明年５月才實施。0 F) S, {! I$ p4 H; g! ?

通脹蠶食工資購買力公仔箱論壇6 j0 p! ^) f; Z0 R5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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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年計算，香港的通脹率疊加的幅度，相信也不只7％。據統計資料，2011年全年通脹率達5.3%，今年雖然略有回落，但８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已回升至3.7%，因此，不能排除兩年累積的通脹可能較最低工資的兩年調整幅度為高。  C5 X( ]2 n' D7 T& Q

事實上，無論是最低工資和整體工資率，真實工資（即名義工資除以消費者物價指數，亦即是工資的購買力）才是衡量工人福利的標準。從這個角度看，這次調整其實並無多大的加幅，因為一般物價已水漲船高了。嚴格而言，最低工資的購買力甚至有所下降，雖然降幅也不會大。換言之，今次最低工資的調整，並沒有令真實最低工資產生大的變化。假如最低工資的購買力最終有任何增幅，也將是「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是「原地踏步」。: I( U3 i" O& Z' p, M) U4 S! O' x

從勞資關係角度看，勞工盼望薪酬增幅可以更大，無可厚非，但我們也要考慮到經濟環境。雖然過去兩年香港的經濟情況相對好景，勞工市場處於旺盛狀態，但如今世界經濟在美國經濟復蘇步伐緩慢、歐洲債務危機陰霾不散、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所以香港最低工資調整增幅也的確不宜過於進取。若調整幅度過大，一旦經濟逆轉，勞動力市場調整便出現困難，最終可能損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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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擔憂，最低工資提升到30元，令營商環境有轉趨惡劣。但營商環境之中，除了勞工成本外，還有租金，而租金的增加速度，較勞工成本的增速有過之而無不及。再廣而視之，成本無疑亦包含水費電費、入口機器設備、生產材料、零部件等，任何成本項目的提價，都必然增加經營成本，不獨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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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惡化理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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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調升最低工資，社會有顯著的反對聲音；但對於租金冉冉上升，卻又罕見有人作出類似的嚴重警告與批評，彷彿天經地義。但其實無論工資或租金，都是總成本的一部分，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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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企業經營的角度看，企業有沒有競爭力，消費者是否購買其產品或服務，主要視乎價格與品質。至於企業是否賺錢，是按照這個價格相對其平均成本而定。很明顯，成本包含勞工成本、租金、原材料甚至水電費用等等。各項成本之間，一項增加了，若售價不變，則其他成本項目的增幅便受到壓抑，否則企業的盈利要下降。

香港多年來看來形成一種「社會習慣」，有些項目加價沒有人投訴，但有些稍為調整一下價格便引起鼓譟和反對。調整最低工資是後一種情況。很清楚，在生產技術和生產過程中，店舖（或者辦公室）與工人是互補的「朋友」，但在需求限制成本的條件下，租金和工資卻是「敵人」，一項大幅增加了，另一項的加幅便受到限制。租金上升的幅度壓抑工資上升的空間；同樣道理，工資升得快，同樣會壓低租金的增幅。& s7 [1 n/ _" s7 e! Y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看，假如店舖供應固定不變，在個別店舖業主沒有市場壟斷力的條件下，那均衡價格完全視乎店舖的市場需求，而市場需求又受店舖以外的生產要素的價格所影響。該些要素的價格上升，店舖的需求曲線就必然下降，從而壓低店舖的市場價格。假如店舖的供應是操縱在一個壟斷商手上或者一個企圖複製壟斷結果的業主聯盟，那壟斷的供應量當然可能是少於實際總體供應。但在這種市場結構下，市場需求曲線下降也不表示壟斷價格（利潤極大化的價格）可以紋風不動。

那在什麼情況下店舖的價格完全不受其他要素價格的影響呢？在個別店舖業主沒有市場壟斷力的條件下的答案是：只有當店舖的供應曲線是橫行的，即是只有在某一個特定的價格是才會是任何數量的供應，而且在此價格下，供應數量不確定，從零到極大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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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世界，店舖的生產要素是土地，而且建造須時。所以，中短期的供應曲線不可能是一條橫行的直線！也就是說，在現實世界，租金和工資的確是具有「敵人」的關係，不必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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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低收入應予支持( r$ a+ l: G, M: P* B/ @- ]3 V

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企業的經營成本壓力一定要由收入最微薄的一群人來承擔？

商人做生意以盈利為先，並不是做善事。所以，無論什麼原因令成本增加，企業都會盡量把它轉嫁給消費者。但調整最低工資引發營商環境惡化的說法卻難以成立。

最低工資是勞工界最低的薪酬保證水準，在每小時28元這首個最低工資成為香港法例之前，的確是有部分工人的薪酬遠低於這個水準（例如餐飲業），令成品的成本與價格較目前為低。但社會必須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假如我們要維繫社會公義和相對合理的分配原則，是否應該改善社會最低收入、最貧窮的一群人的福利水準？社會整體各成員支付稍為高一點的價格，便可以承擔整體經濟工資成本的輕微上升，改善收入最微薄者的福利。那究竟社會應如何選擇？5.39.217.769 \$ ?9 U0 ?$ }! X2 \+ P% s$ o

可以說，任何一個「社會選擇」都會有部分人反對。但從提倡社會公義和相對合理分配的角度衡量，社會選擇最低工資去保障收入最微薄一群人的基本福利，是值得支持的，因為這種選擇是具有充足的合理性和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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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理論的層面觀察，在競爭激烈的行業，個別企業的定價能力低（即假如價格輕微高於行業的「平均價格」，企業的需求就會大幅下降）。當行業的成本上升，供應任何數量所需的價格也要相應上升。結果是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下降，而下降的幅度則視乎市場需求對價格的敏感度（所謂「需求的價格彈性」）。3 G- L# X2 Q& N) N5 C6 [4 i

市場需求對價格的敏感度低，甚至接近於零，那絕大部分的成本上升都得以轉嫁給消費者。事實證明，對於本土消費市場（利潤餐飲和保安），把部分甚至大部分成本上升轉嫁給消費者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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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行業裏總有一些成本較高、管理效率較低、邊際利潤較低的企業。它們對勞動力成本的變動自然較為敏感，因為它們可能無法在新的價格和成本條件下存活，結果以倒閉告終，也是均衡數量下降背後的犧牲者。所以，難怪有一些茶餐廳的老闆出來大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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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多少成本上升可以轉嫁給消費者，壓制成本與產品創新等提升經營或管理效率的做法，都是維持競爭力、保持利潤水準的有效手段。　5.39.217.760 z; _0 Y- W# o/ T$ I0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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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包括來自勞工成本上升）的壓力，很多時候可以激勵企業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提升企業管理效率。企業成功回應不僅可以維持利潤率，甚至可以把生產和經營提上一個新台階。! N4 S, }* Q# v4 d9 ^' @7 K

同一道理，在國際貿易上，入口的競爭與本幣升值的壓力，往往令本地企業對本身的生產進行必要的反應，例如產業升級，以維持商品的競爭力。" ?5 e& n# e1 [) V: b4 s5 I

兩年調整有利新制度推行

通脹與企業經營的總成本上升，無疑有相當直接的關係，但因最低工資上升而影響總成本上升，跟租金的影響相比，租金升幅顯然高於最低工資上升的部分。因此，最低工資調升刺激通脹上升，影響有限。目前港元與美元掛鈎的聯繫滙率，由於美國聯邦儲備局推出第三輪貨幣量化寬鬆，令港元跟隨美元貶值，香港的入口貨價格勢必相應上升，這亦是造成香港通脹回升的因素之一。無論如何，調升最低工資絕對不是進一步推高本地通脹的「罪魁禍首」。

至於最低工資調整頻度是否每年一次還是每兩年一次的爭論，筆者認為，在制度實施初期每兩年調整一次較為適當。一方面可以減少商界對成本上升的不必要憂慮，另一方面，因為「時間滯後」而令勞工界損失的可能性，在目前通脹比較溫和的情況下，也不會嚴重。所以，目前可以維持兩年調整一次的做法，進一步觀察制度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一段時間以後，再決定是否有必要採取每年調整的做法，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一個符合香港經濟實況的最低工資制度。5.39.217.76- D! f- L% ~) Q;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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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大商學院院長及經濟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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