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一個四萬億就夠了徐瑾

一個四萬億就夠了  徐瑾5.39.217.760 v6 R( T. I3 W# 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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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個內憂外患之年，又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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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變化趕不上計劃，但是中國政府則力圖把計劃擬定在變化之前。這一會議可謂極具中國特色的安排之一，按照慣例往往在每年11月末12月初召開，也被認為官方對當前經濟形勢立場以及來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權威風向標。5.39.217.767 y' g% x8 t6 n+ D; F' B  ?) s

也正因此，每年“定調”的文本也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中文的精妙發揮到極致。從最近幾年來看，2005年宣稱“繼續搞好宏觀調控”、2006年希望“經濟繼續又好又快發展” 、2007年改為“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2008年調整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2009年則變成“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2010年則幻化為“穩經濟、調結構、控通脹”——也正因此，根據媒體報道，有官員曾索性建議把明年政策基調定為 “穩物價、促增長、調結構、保民生”。

來回變化的文字迷津之中，各路人士紛紛精心揣摩，試圖給出一番解釋。不過，今年有所不同，一方面經濟會議召開時間有所延后，引發了對於經濟形勢共識的猜測﹔另一方面，今年“定調”懸念似乎較早掀開，日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明確了明年宏觀調控兩大要點：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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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穩在市場預期之中，“穩健”一詞則耐人尋味。從歷史經驗來看，無論實際政策力度“緊”還是“鬆”，都被冠之以“穩健”之名，就像政策風向是否逆轉，往往統一為“微調”。8 D5 m& m+ H8 }7 M2 v0 {* X4 g, U

在“既要”“又要”之類的主觀表達背后，難以扭曲經濟的本身邏輯。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結構調整等等目標往往存在彼此掣肘矛盾之處，如何權衡費人思量，往往導致排在首位的目標更令人注意。其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是2008定調的“保增長”。是年，面對面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伴隨著中央財政的四萬億大手筆，中國GDP增速終於“保八”成功。

如何評價四萬億，這將是未來數年中國各界難以回避的話題之一。支持方往往認為這一政策抵御了金融危機、保証了經濟增長、創造了就業機會。但是，這“看得見”的成功的背后並非沒有“看不見”的代價，須知每一項政策推出，除了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果，更伴隨著中長期的潛在效應。

筆者認為，當前看來，四萬億有三大弊端難以回避。首先，這一政策使得過去兩年中國經濟飽受通脹之苦，直到最近官方CPI才跌至5%之下。通貨膨脹，本質就是政府掠奪私人財產一種合法手段，隱秘而惡劣。在當前負利率以及投資渠道匱乏的格局之下，更是一種財富的逆向再分配：不少家庭財產以及民間財富因此縮水，在官方低利率之下，每年銀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貨膨脹稅就超過萬億﹔其次，這一政策導致了大量“國進民退”行為，大量擠出民間資本。過去的天量信貸，更多低效率地分配給體制內勢力，造就了一度風靡全國的地王等現象。

最后，這一政策最為致命的敗筆，在於再次鼓勵了中國地方政府的投資狂潮。中國中央財政看起來隻投入四萬億，卻以乘數效應撬動了地方政府不知凡幾的“四萬億”，導致新一輪投資大躍進。前些年曾經有所收斂的地方政府債務情況，也因此徹底走向惡化。僅官方統計數據就高達10.7萬億，各級政府總負債保守估計將佔中國GDP70%以上﹔進一步審視未來國有銀行的壞賬預期，其對於經濟全局影響也令人戰栗。

回頭來看，既然要定調，那麼眼下經濟形勢如何？如果說最復雜一年的老生常談令人乏味，但經濟處於下行周期應無異議。公仔箱論壇( R8 B$ A& X; K

從近期經濟數據來看，喜憂不均。首先通脹情況有所緩解，下行趨勢明顯，11月CPI和PPI創下年底最低，同比漲幅為4.2%和2.7%，雙雙創下年內新低。其次，官方PMI滑落到50之下，工業同比增速回落至12.4%，這意味工業下滑趨勢明顯﹔第三，出口情況難以樂觀，11月月進出口都繼續減速，貿易順差出現25億美元下滑，出口同比增長13.8％，低於上月2.1個百分點。可以預計，伴隨著歐洲情況惡化，明年出口下滑趨勢將更為明顯，屆時數據將會更為難看。

最黑暗時刻顯然尚未到來，2013年往往被視為中國經濟最可能硬著陸的一年。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布《2012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1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繼續有所回落，GDP增長率預計為8.9%。

眾所周知，投資、出口和消費往往被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長期以來不旺，如今出口因外圍因素打壓，中國經濟如何避免在過度投資這條不歸路上繼續狂奔？筆者認為，當前最合適的政策組合，通過有紀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約束“閑不住的手”，同時激勵“看不見的手”。0 p8 e6 Q0 y' 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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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應該通過財政政策為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潮降溫。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尚無明確法律責任主體以及相關問責制，一著不慎往往容易成為全局性失靈。當務之急，必須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圈定在一定范圍之內，如何有效約束地方政府將是未來改革一大核心。

其次，則應該通過貨幣政策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2010年充盈於耳的企業倒閉潮，比起2008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何在？真相或許在於，2008年信貸狂潮之后，而其后矯枉過正的非理性貨幣政策緊縮，更是將金融抑制發揮到極致。一方面存款准備金長期位居歷史高位，另一方面官方利息卻一直維持負利率，導致民間信貸四起。各地高利貸泡沫開始幻滅，無數民企即使能夠熬過08年金融危機，卻未必未能挺過今年這場經濟嚴冬。5.39.217.769 R5 v0 J) }: Y3 Y) M6 R5 g*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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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億帶來的諸多后果，使得民眾往往聞寬鬆而心生厭惡。貨幣政策放鬆充滿爭議，一方面源於被視為通脹起源，另一方面也被解讀為利益集團解套。

事實上，通脹的根本原因，不僅在貨幣發行，更在過度投資導致的貨幣自發派生。如果合理地約束財政政策，那麼通脹並不會如同過去兩年那樣高企。進一步看，即使信貸再度寬鬆，其間大部分流向國有企業，但至少能夠民間企業信貸能夠得到增量，從中分羹已經足矣。當然，這一政策需要配合存款准備金的降低以及官方利息的提升，跌宕多時的利率市場化與開放金融壟斷，也需適時提上議事日程，顯然需要監管者的更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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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歷史視角回溯，中國經濟三十年為何高速增長？固然政府的作用不可磨滅，不少學者就提出中性政府一說，又或者地方政府競爭理論，但是根源仍在於體制放權引發民間經濟體活力。近期外界將中國發展模式稱之為“竹子資本主義”：中國的高速發展，並非所謂“北京共識”的勝利，而是隱藏在官僚體制幕后的無數民間經濟個體創造了“中國奇跡”。

長遠來看，中國經濟改革正行走在十字路口。以中國民間企業的企業家精神，足以使其在法治不健全、規則不完備的社會之中，也能野蠻生長，開辟出一方天地。關於經濟結構調整，多年來一直呼吁由出口導向轉化為消費導向，不僅其成敗決定於民間企業之手，甚至中國經濟的轉型，或許亦維系此間。由此可見，所謂宏觀調控芸芸，或許從來不是方向對錯的問題，而是過多過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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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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