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雖然在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還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媒體已經敏銳地感覺到,政府也在漸進地進行著一場去GDP化的微革命,努力在戒除對GDP的依賴——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引入幸福指數,對公眾的幸福感和滿意度進行量化。《人民日報》注意到這個現象,其報道稱:幸福指數漸成政府決策重要依據。(9月21日《人民日報》)
2 G8 \6 C" b; |0 ]8 q7 k7 E 幸福在哪裏?幸福是什麼?你幸福了嗎?對于幸福的理解,每個人可能都會給出一個闡述。幸福很難有一言以蔽之的共識,但“不幸福”卻是有共識的。焦慮于自己的食品被添加劑和地溝油圍困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發表了一些言論而整天擔心被跨省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被高昂的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為孩子進一所學校而托遍關係耗盡錢財的,擔心老無所依而不斷拼命賺錢存錢的,肯定也是不幸福的。" k0 M0 p3 D2 Q& x- m. A
幸福指數的關鍵,其實並不在于對“幸福”的精準界定,而在于對“不幸福感”的自由表達中。說到底,本質還是公民自由權利的完善和保障。關于幸福感的考量,政府不應該問民眾“你幸福了嗎”,而應該問“你們有什麼感覺不幸福的”。民眾如果能有權表達自己的不幸感,並有能力在監督中推動政府重視並解決這些問題,幸福還是一個問題嗎?批評無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同理,“不幸感”無法表達,幸福則無意義,是一個忽悠民眾、粉飾民主、自欺欺人的偽命題。5.39.217.76: _, X8 @! f p: |7 F, `9 ^4 U9 e
所以,對民眾幸福度的調查,應該是問公眾對哪些問題不滿意,讓民眾給政府部門挑刺,選出最不滿意的部門,給官員投不信任票——而不是像某些地方政府所做的那樣,只有兩個選項:“滿意”和“非常滿意”;或者是,每個選項都設定了統一口徑或標準答案;更有甚者,在調查前就設定幸福度不能低于多少。這樣的幸福度調查,本身就給公眾添堵,加劇公眾不幸感。
0 @$ f: H# A. L+ h" wtvb now,tvbnow,bttvb 這涉及幸福指數統計的另一個層面,誰來掌握話語權。幸福感經過精密的設計,可以指數化,但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話語權必須由公眾去表達。不能將指數淩駕于公眾的感受之上,讓公眾在經歷被統計、被平均、被就業、被失蹤、被增長之後,再無奈地被幸福。這是一種可怕的“指數專制”和“統計暴力”:明明感覺不幸,在官方的統計中自己卻幸福得像花兒一樣。- {, V( v# y! W+ ?: P: L# j- o1 d
前段時間去過一次文化名城揚州,打車時與出租車司機聊天。的士司機是一個城市很有代表性的群體,在不少城市,與司機聊天時,聽到的多是對本地的抱怨,抱怨房價太高,抱怨城市太堵,抱怨官商勾結,抱怨政績工程勞民傷財——可在揚州與好幾個司機聊天時,都能感受到他們對自己所生活的這座城市的熱愛,熱情地介紹景點,感慨這幾年城市變化很大,自己也享受到了發展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也許可以不相信宣傳官員的話,但這些大街上載客的的士司機,是能夠代表普遍市民的感受的。這座城市多次被各種排行榜評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最宜居的城市”。從的士司機的笑臉上,你能感受到,這種幸福指數,確實是由民眾主導的,他們沒有被幸福。7 c1 G i( D0 ?6 b/ w3 i$ N" P
“幸福感”如果都是由官方設計,根據自身對幸福的理解一一細化為許多指標,根本不幸福的人卻要在精神上被強迫和別人一起“幸福”,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數字強迫。(曹林) |